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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在前线指挥打仗，贺龙在后方送粮、送钱、送兵。在榆林战斗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动员群众背粮。仅临县三个乡就动员了69万人次，其中妇女占32万人次。绥德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运来的。在晋南也有数万人运粮，运粮的牛车络绎不绝。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王政柱后来著文说：“西北野战军所用的粮食，主要是贺老总组织晋绥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从千里之外运到陕北来的。”贺龙在补充兵员上也有一套办法，那就是：在部队，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在老区，主要是动员失散兵员归队；在新区，动员群众参军，组织游击队，千方百计扩大地方兵团。这种办法很见效，仅1947年就动员了3 万人参加野战军，5 万人参加地方军。在兵员动员、扩大地方兵团的基础上，根据战争的发展，到1948年底，在陕甘宁和晋绥地区的野战部队扩大到了七个纵队零二个旅。到了1949年6 月，西北野战军指挥下的部队，已从小河会议时人员不充实的三个纵队两个旅，发展成按二三制编制的18个师，6 个军，2 个兵团，22万人的大军了。建国后彭德怀在接见电影《沙家店》剧组创作人员时说：“光在粮食问题上表现贺龙是不够的。他不顾一切地支援西北战争，非常热情地动员新兵、搞医院、搞粮食，还亲自到部队中去进行鼓动。你们要加强描写贺龙同志。”1949年10月1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由陕人川作战的命令。毛泽东告诉贺龙说：“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刘、邓进至叙府、沪州、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入川部队接受任务后，情绪饱满，斗志旺盛，但也有一部分北方人，不想入川。他们有的怕到了康川不服水土；有的怕吃不到面食、吃不惯大米；有的怕与少数民族处不来，总之，有不少思想问题，贺龙觉得，这是人川前思想上的一只“拦路虎”，必须予以解决。他指示十八兵团赶快组织几次报告会，打开干部们的思路。
10月25日，贺龙召开了南下干部动员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深入动员。
他说：“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歼灭胡宗南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不错，西南和华北等地相比，许多地方还是很落后，条件也是艰苦的。
大家不要怕艰苦。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西南是‘天无三晴，地无三平’，还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在家乡不走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
你们留在家乡能安居乐业吗？
我也不是北方人，家乡在湖南桑植。我就是吃大米长大的。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吃了整整8
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年大米饭吗？
同二野会师以后，要虚心向他们学习，主动搞好团结。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们吃了好几年黑豆’。难道只有我们才艰苦？兄弟部队就不艰苦吗？其实我们晋绥背靠陕甘宁边区，比他们在大行山的条件好多了。
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
贺龙的话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从晋绥南下的干部贾丕基回忆说：“我当时就是不大愿意到西南来的，怕不适应环境。
听了贺老总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话，我为之感动。事过30多年，其他的话我都记不准了，唯独难道你们‘就不能为革命到西南吃几年大米吗’这句话，我铭记至今。我就是听了这句话以后下决心参加南下队伍的，至今也不后悔。“
11月6 日贺龙向中共中央建议：“在未与西南局会合前，得有统一的党委组织及指挥机构实施领导较为适宜。”7 日，中共中央回电，确定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 11 月6日，周士第和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王新亭到达西安。
贺龙、李井泉和他们在这里组织了西南军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作为人川作战的指挥机构。
中央确定的解放西南的方针是：以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而再打。具体部署是：第二野战军主力待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战役之时，以大迂回动作从东南直出贵州，进至叙府、沪州、重庆之线，切断朗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十八兵团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尔后协同二野聚歼胡宗南集团。
按照这一部署，贺龙、李井泉、周士第指挥十八兵团佯攻扼守秦岭一带的胡宗南部队，但却“攻而不破”，不使他过早南撤。
贺龙指挥第十八兵团既象真打，又攻而不破，到适当时机结束秦岭战役，转入休整。这一下，胡宗南高兴了。他向在重庆的蒋介石报告说：“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并吹牛说，他的两个兵团固守秦岭防线万无一失。蒋介石甚为满意，任命胡宗南为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裴昌会为副主任。胡宗南又派其第五兵团李文部、第十八兵团李振部、裴昌会的第七兵团七个军构筑第二道防线，要坚守秦岭。贺龙见胡宗南已上当，乘我第十八兵团体整时进行深入动员和山地战训练，待机而发。
11月1 日，刘、邓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的500公里的地段上向国民党实施多路攻击，势如破竹。胡宗南这时才知道上当，急令所属各兵团从11月13日起陆续向川北撤退。
12月3 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贺龙：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经渡江，十军已到合江，十六军即到沪州南岸，十八兵团可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
贺龙知道了二野将切断胡宗南集团逃往滇康的退路，乃于5 日下令十八兵团和七军分三路猛追逃敌，十九军从东进入汉中盆地。 11 日，大雪飘飘，寒风凛冽，贺龙率前线指挥所由宝鸡出发，沿川陕公路，直奔秦岭山区。
12月9 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分别宣布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14日，十八兵团解放广元，17日占领著名古
关隘剑门关，打开了越过巴山通向成都的门户。20日，二野部队进到简阳、仁寿、新津、双流，十八兵团进抵巴中、绵阳、江油一线，将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军数十万人包围在成都及其附近。胡宗南见突围无望，求援无门，23日，乘飞机逃往海南岛。
这一天，贺龙和周士第、王维舟、张经武登上七曲山山岗，望着成都方向兴奋地说：“离1950年元旦还有最后一个星期，无论是武力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可以到成都过年了！”八五八书房
敌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见大势所趋，决定起义，在德阳，贺龙接见了裴昌会。裴昌会后来回忆说：贺司令派人来把我们引到县署东北面一家别墅里。在距离四五十米处，已见到贺司令员仁立在门外等候我。他一见到我，就走下台阶来和我亲切握手说：“老朋友，有幸又在这里重逢了。”（抗战时期我在洛阳会见过他）
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和他在一起的李井泉、王维舟同志。入座后，贺龙同志爽朗地说：“先把话说清楚，在战场上打死人不算血债。”接着，便问胡宗南逃跑的情况和部队西撤的意图。我说，胡宗南仅带几个亲信乘机逃走，去向不明。他的企图是把部队撤到西昌，再转移到云南边境，然后退到缅甸，从海上转去台湾。但他仓皇出走前，对部队没有下达过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命令。贺龙同志听后哈哈大笑，问我：“你在川陕公路两侧还有这么多部队，你对他们有把握没有？”我说：“绝对把握也很难说，不过目前士无斗志，官气不扬，想不致有什么异动。”他说：“我的主力部队明天才能到达德阳，我还要回去处理一些事情，等后续部队来了，我再来”。28日，贺司令回到德阳，先到了我这里，说：“准备好，元旦前我们到成都去，还要举行入城式。你就跟我一块儿去吧。”那种宽宏大度的胸怀和坦率诚挚的语言，很令人佩服。默念我以戴罪之身，和他素昧生平，他对我是那样诚恳热情，一见如故，谈笑风生，令人铭感无既，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