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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这一部分人。还有一些专业，我们要容许一部分人，他不创造知识，但是他可以把一些基础的课讲得比较好，我们允许他。像北大这次，我们允许全校有15％的专职教学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要特别强调一点，为什么选择一个好的老师，首先把研究放在第一位？这绝对不是贬低教学，恰恰我认为教学重要。国外优秀的大学，好比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每一个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给研究生上课，他本身就在学科的前沿，他本身就在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写出新的论文，所以哪怕他上一门基础的课，他都可以把学科最前沿的信息带到课堂上，因为他自己在不断挑战自己，所以他也就在挑战学生，激发学生不断地好奇心，不断地问问题。所以当一个学生上过这样的老师的课，再上过好多这样老师课以后，他们的创造能力就自然培养出来了。那我们现在的老师，相当一部分不创造知识，他不知道学科前沿在哪儿，所以他上课只能照本宣科。大家知道，教科书与科学前沿相差多少年？至少十年，甚至三十年。老师给你教的都是三十年前的东西，而且教科书怎么能教出你的好奇心呢？因为教科书的漏洞都给你补上了，你看左一个证明，右一个证明，所有漏洞都补上了。如果他自己不在研究，他就不敢越雷池一步，书上说的他自己不敢挑战，那他就只好让学生一定要记住这个，所以大家只能死记硬背，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有什么创造力？不会有创造力。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说，要真正是一个好的老师，使得培养的学生有创造力，一定是一个优秀的学者，优秀的研究者。我不知道是不是回答你的问题了。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张教授今天的演讲，但是我们这个话题还没有结束。谢谢张教授，谢谢在座的理工大学的师生，但是下周的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们会继续张教授有关中国大学的治理与改革的话题。我们下周见。
大学的治理与改革（下）（全文）
2003年12月15日
主持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各位好，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许戈辉。其实关于大学改革的话题，一直没有停止过，种种争论的声音也是越来越高，只是由于今天大学教师到了非升即走的地步，才被社会这么强烈的关注。特别是像北大的教师，一旦进了北大，当然是不愿意离开，不愿意去选择其它的地方，更何况是被淘汰出去，那么上期节目我们已经就这个话题进行了探讨，今天我们继续请来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谈一谈他对中国大学的治理与改革的见解。
1、解说词：在上期节目中，张教授围绕着北京大学教师体制改革暴露出的种种问题，首先为我们讲解了大学的理念、大学提供的产品以及大学教师的选拔和激励制度，并结合这次北大改革的核心问题教师的招聘与晋升，谈了自己的看法。
2、同期声：大学选拔激励老师这是一个核心制度，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如果我们选上的老师，本身就不优秀的，他只是把学校当作一个就业的地方，而不是追求高深学问，探索真理的一个地方，那这学校所有我们说的学术自由都是谈不到的。
张维迎：那接下来我还要谈一下，教授治校还是校长治校的问题，这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在一个企业里面，我们知道权利是股东的，股东授权给经理人，经理人负责日常的管理，他设计激励制度来管工人。但大学里面我们没有股东，美国的大学还有董事会，中国的大学没有董事会，只有上边有政府，一会儿谈政府。那么如果我们就在大学范围内来考虑，我们有好多的人可以行使这个权利，一个是校长权利，行政人的权利，教授的权利，还有学生的权利，甚至有校友的权利。大家不要笑，校友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发挥的作用非常大的，学校的董事会里面一般都有校友会成员，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捐款的人好多就是他的校友，因为他捐了大笔的款就坐在学校的校董会里面，校友们对学校的发展是非常关心的，是因为像我刚才讲的，即使他毕业了，他以后的文凭值多少钱依赖于学校搞得好坏，所以大学有最忠诚的客户，一般的客户我们买完东西，付完钱我们就不理厂家了，大学的客户，毕业之后若干年，他还想着他的厂家，还给送钱。即使上学的时候没交学费，免学费了，但是若干年他富了以后，他又不断地给你送钱，这是最忠诚的客户，这些客户忠诚到什么程度？甚至这个组织倒闭了，他有决心把它重新办起来。你看岭南大学，50年代院系调整没了，90年代岭南校友又筹集钱，把岭南建起来，叫岭南（大学）学院，还在中山大学里面，但是叫岭南（大学）学院。燕京大学的校友也想恢复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也想恢复圣约翰大学。大家看一下，有哪一个企业倒闭了，过几年客户回来说，我们把它恢复起来吧，不可能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大学的治理结构里面，我们要考虑好多好多人的利益问题，不能够只考虑一部分人的利益， 我尤其要讲大学绝对不能够按照现有的大学的人的利益来治理，因为那样的话，这个大学肯定要完蛋，很简单，如果我们现在，好比说理工大学，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如果我们仅仅考虑现有的教授的利益的话，我们卖三年的文凭，我们理工大学的教授，我想都会成为百万富翁，然后大家退休了，找个第二职业不就完了。我们能不能这样做？我们不能这样做。所以说，大学的治理一定不能以现有的人的利益来作为决策的一个标准。我们只能以社会的利益，就是这个大学是不是还在继续创造知识，大学的权利分配也只能以这个标准，究竟校长治校还是教授治校，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为说明这一点，我这里给大家引证一个研究的材料。美国全国教授联合会，在1971年的时候，就美国大学教授参与决策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各个大学的教授参与程度很不一样，并且对不同类型的决策参与也不一样。在调查的对象里有584个，到80年代后期有一个人做了很细的研究，他发现什么？教授参与决策程度越高，这个大学的表现越糟糕。他是有一整套指标的。到2001年的时候，有一篇新的文章出来，进一步对这个问题研究。这个作者把大学教授参与管理事务分为两类，一类叫学术性事务，第二类叫行政性事务。前一类包括什么？像学科的设置，学位的设置，业绩的考核，教员的招聘。后面行政性的管理，包括学校的资源，好比钱怎么分配，新的学科怎么建设，教授编制应该有多少，院长谁来任命这样一些问题。他发现教授参与学术性的事务越高，这个大学的表现越好，但是教授参与行政性的管理越多，这个大学表现越糟糕。为什么？学术性的事务，第一，教授们有更多的信息，就是决策得有信息，你招一个教授，谁是好的，谁是不好的，教授们当然比行政人员更清楚。第二，在这些事务上教授的目标跟学校的目标是一样的。好比在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个教授的聘任制度下，这个学校招来新的教员，水平越高，现有的教授脸上也有光，他的位置也就越稳，而这对学校也是最好的。所以说这一部分决策权让教授们多参与，没有坏处。但是另一部分决策权，行政性的管理，好比资金怎么分配，这就问题大了，这时候经常教授的利益是跟学校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好比说从我们教授来讲，我们投票这钱怎么分配，好比我一个学院现在要500万，钱怎么分配？如果投票的话，好多教授愿意多发奖金，干嘛留给未来的人，但是如果从一个学院的角度，大学的角度，可能这些钱应该建立新的学科，或者买实验设备。教授们还希望把大量的钱，甚至985的钱，干脆盖房子，每人分一套300平米的多好。所以这时候决策就会有很大的冲突。同样哪一个学科应该发展，哪一个学科应该收缩，这也不能由教授说了算。为什么？假如一个大学里面原来已经形成一个学科布局，有些院系很大，有些院系很小，但是学科发展仅仅是新的学科，现在没人，甚至很少，如果你要投票的话，肯定是原来的院系越大，规模越大，这个院系得到的钱的可能性就越多。那这样的话，大学的好多新的经费，都会流向本来应该关闭的那个院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