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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各学校都在办好多企业，这些企业是不是符合大学的理念？我个人认为是不符合的。中国的大学办那么多的产业，它不符合大学理念的。一个大学一旦和赢利性行为搅在一块，它正常的目标就会被违背、被偏离。
那还有一点我最后要强调的，就是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这个简单地说，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够从外部约束大学，真正的为它的目标而奋斗。一种办法就是政府管制，就像我们国家现在，什么都是由政府，什么专业可以授予学位，招多少学生，收多少学费；另一种是市场竞争，学校不受政府那么多管制，但学校之间有高度的竞争。欧洲的体制，就是第一类政府管制体制。美国的体制就是第二类，所以我现在要给大家引证的一个研究也是与这个有关。美国耶鲁大学的法学院教授汉瑞·汗思曼教授，他做了一个研究。他的问题是说，大学产生于欧洲，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上个世纪20世纪初期以前，欧洲的大学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但是在过去的一百年，或者二战之后，美国的大学把欧洲的大学远远抛在后面。
我给大家引证两个数字，一个好比说，在1921至1930年十年间，诺贝尔科学奖，这是硬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这三项，欧洲有23个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美国只有四个。但到1989年至1998年的这十年间，欧洲总共拿到13个，美国拿到26个。在二战之前，大量的美国人去欧洲留学，但是在今天欧洲去美国留学的人数是美国去欧洲留学人数的两倍半，美国的大学在全世界的大学，绝对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为什么？有人说因为美国富，美国经济增长水平高，所以美国政府有钱，美国社会有钱，他认为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美国大学靠竞争，欧洲大学靠管制。因为一有竞争，学校之间人才流动就会起来了，最优秀的人才就能够得到最合适的位置，所以激发每个人都去努力，在美国，大学教授的生产率比欧洲高得多，像欧洲没有竞争，所有学校都是一样的，教授都是政府规定好的，像法国、意大利，最后得到什么结果呢？我在哪儿当教授都一样！我一旦拿到工作之后，我就旱涝保收了，我干嘛好好努力。所以欧洲的学者它的生产率在大幅度下降。
我想未来这也是中国应该考虑的问题，简单地说，我们中国也应该是靠一千多所大学之间的竞争，来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不是靠政府的管制，来推动教育的发展。有人担心，说政府不管了，大学都卖牌子了，但是大家看一下，为什么现在卖牌子？就因为政府管制，其实政府不管了，卖牌子你就混不下去了，你现在卖牌子，政府不断给你分名额，你老有牌子可卖，真正竞争之后，你卖牌子，好啊，你卖啊，你能卖几年，卖几年之后，没人要了，那你这个学校就完蛋了。所以大家看，美国大学对品牌的关注，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欧洲的大学。像罗马大学，也是很古老的大学，大家可能前一段看到报纸上登的，他的学生招到多少呢？连座位都没有，到电影院上课。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
张维迎：那我觉得非常地乐观，如果中国的大学真正现在实行像我刚才讲这种改革，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我想就仅仅可能不再近亲繁殖，不再留本院系的学生这一项，它给我们带来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国家每年再增加几百亿的投资。中国有一千多所大学，北大、清华鹤立鸡群你们同意吗？同意。我希望不得罪你们，这是不好的现象，这是不正常的。一个产业里面，有一千多家企业的话，不相上下的至少应该有十几、二十家，怎么能够只有两家，剩下的马上就掉了一个档次，掉了一个数量级，就因为我们大学没有竞争，我们大学都是家族化的企业。如果我们这一千多所大学，互相招聘，人才流动开了，那大家可以想想这释放出来的能量有多大，包括我们大学之间的合作，过去政府鼓励大学合作，能合作起来吗？不可能，大学给你一个基金，50万，结果两个学校都申请，最后说你们俩合作吧？实际上结果是什么？每人分了25万回家了，哪有什么合作。大学的合作一定是大学教授之间学术的交流，兴趣的吻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所以说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对中国大学做这样的改革，那中国未来的高等教育，我觉得就会发展的非常好，以后大家不要想说，我毕业后一定要去美国拿一个学位才值钱，中国大学也会出现和美国的大学学位一样值钱，但是这就是我们必须真正的去改革。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张维迎教授，那我想就像张维迎教授自己刚才提到的，北大是一个鹤立鸡群的位置，但是处于这样的位置，还具有这样的反思的精神和勇气，实在是值得钦佩。然而，关于北大还有整个中国大学改革您提出的这些理念，还有具体的措施，是否行得通我们还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先来看一下网友的提问，我收集到的，有一位网友，网名叫“形势逼人”。他说，张教授您好，我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只问您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大学改革并不是今年才有，更不是最近才有，那为什么之前的那么多次努力，并没有真正的实效，这一次您对北大改革的胜算又有多少？
张维迎：我想北大改革绝对不会失败，当然我们能够多么快的取得最后的成功，这我现在还不敢很准确地说。为什么过去的好多改革不能成功？就是它思路不对，它不知道它改革究竟为什么。你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些学校做的很激进，所有的教授就地卧倒，每三年评你一次，这怎么可能。我们所有的人都坐下来，我们评我自己谁再继续上去，不可能。你要评一部分人招一部分人，有另一部分人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位置，他与这个利益不是特别相关的，他才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决策来。那如果说每个人都惶惶不可终日，然后我们就是靠这样去来办大学，这就不对。所以我说北大之所以我现在充满信心，就是我们这个方案，既考虑了长远的一个目标，又考虑了现实的特殊情况，比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盖大楼，盖大楼我们有承重墙，我们也有隔离板，承重墙是不能动的，你必须事先设计好，但是隔离板，每个院系可能情况不一样，那我就是说可以动的。好比说我们试用期究竟多少年，我说未来试用期就六七年，现在的试用期很长，为什么？照顾现有的这个情况，当然我们会把试用期逐步逐步地缩短，现在好比说你在讲师位置上六年，副教授位置上有九年，以后可能讲师副教授，加起来也就可能是九年。所以我想是北大之所以会成功，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体制设计更符合大学本身的理念和大学的逻辑。过去的改革设计我觉得好多是不符合这个。尤其我一开始讲的，大学的这种特点，它的产品有什么特点？如果我们对大学本身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而简单的照搬市场上好比企业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就有问题，还有些院系，说我要由教授们选院长，那就可能不合适的。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一定有足够的权利，不是说民主好，民主有时候不好的。李远哲去台湾以后干了什么？就是说什么都搞民主选举，所以台湾的大学改革一塌糊涂，台湾的大学现在都是党派控制，这个院里面有民进党、有国民党，所以经常打起来，这不好的。
主持人：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看看在场的同学有什么问题？
观众：张老师您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您演讲的内容是北大改革对高等教育的意义，但是北大的改革稿名称却叫做《北京大学教师升迁和改革方案》，就是一个大学，除了教师以外还有很大量的行政人员或者是后勤人员，对这一部分的人员，您是不是也有一个改革方案？但是在以前的讨论或者是改革中，好像对这部分人却只字未提，那么请问您这个改革方案可不可以打个比方就是说，吃柿子捡软的捏。像您这样改革下去，会不会大家都不敢做大学老师了，因为这样惶惶不可终日，都有一种危机感，而做行政人员却很舒服，只求无大过，便可以一直干到老。
张维迎：你说这个非常有意思，首先我从你后面的话开始，这个很简单，现在北大只要不愿意当老师的转向行政，保证全盘接收。全给你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