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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与沅弟讨论治家之道，一切都以星冈公所定的办法为准，大约有八字诀。头四个字，即上年所说的书、蔬、鱼、猪；另有四个字称早、扫、考、宝。早就是早起，扫就是扫屋，考就是祭祀祖先，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说考也就包括妣；宝，就是亲族和乡里之人，经常互相来往，贺喜吊丧，询问疾病，同济急难。星冈公曾经说：“人待人是无价之宝。”星冈公生前对于这些事都极为认真，所以我把它总结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这句话虽然近于谐谑，但我想把它写在屏上，以祝贺你们夫妇的寿辰，使后世的子孙知道我们兄弟的家教，也知道我们兄弟的风趣。你认为对吗？
◆原文
“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字，是吾家历代规模。吾自嘉庆末年至道光十九年见王考星冈公日日有常，不改此度。不信医药、地仙、和尚、师巫、祷祝等事，亦弟所一一亲见者。吾辈守得一分，则家道多保得几年。望弟督率纪泽及诸侄切实行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个字，是我们家历代的家训。我从嘉庆末年到道光十九年见到星冈公天天守常，不改这种规矩。他不信医药、地仙、和尚、师巫、祷祝等事情，也是你亲自一一见到的。我们对这些规矩守住一分，家道就可以多保住几年。希望你领着纪泽和各位侄子切实遵行它。
◆原文
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定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
其诚修祭祀一端，则必须尔母随时留必，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饮食第一等好者，蛮备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讲究祭祀，纵然兴旺，亦不久长。至要！至要！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过去我的祖父星冈公，最讲究治家的规矩：第一要早起，第二要把房子打扫干净，第三要虔诚祭祀，第四对亲族邻居要善待，凡是亲戚邻居来我家，都是恭敬接待，有急难一定会周济，有争讼一定帮助排解，有喜事必表示庆贺，有疾病一定去慰问，有丧事必去吊唁。除了这四件事之外，对于读书种菜等事情，尤其时刻留意。所以我近来写家信，常常提到“书蔬鱼猪”这四者，因为这是祖父传下来的规矩。你现在一心读书，没有空暇，这八件事即使自己不能一一亲自料理，但对此都要存心。请朱运四先生对此细心料理，这八件事缺一不可。
至于虔诚祭祖这件事，一定要你母亲随时留意，凡是最好的器皿，要留作祭祀用；凡是最好的饮食，要留作祭祀用。普通人家不讲究祭祀，这样的家庭即使兴旺，也无法长久，所以非常重要。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五种遗规——我辈踵而行之 极易为力（2）
※详解
提到家训，曾国藩言必称星冈公。星冈公是曾国藩的祖父，原名兴，字玉屏，中年改名星冈。他继承祖业，占有100多亩水田和多处山林、屋宇。家中“自道光元年即处顺境，历三十余年均报平安”。正因为如此，他青年时放荡游冶，酒食征逐。直到父亲死后，已过而立之年的曾星冈，挑起了一家重担，才收心治产业。他曾有一段很坦率的自述：“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听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他是一个既管有山林田产，又雇有佣工，自己只参加辅助劳动的财主。他的儿子曾竹亭则以读书、教书终其身。这样的家庭当然已算不了“农家”，他们的子孙当然也就算不了“农家子弟”了。
曾星冈还常常插手地方事务，武断乡曲，“声如洪钟，见者惮慑”。他自述道：“邻里讼争，吾尝居间以解两家之纷，其尤无状者，厉辞诘责，势若霆催，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樽酒通殷勤，一笑散去。”从这篇明显地带有美化痕迹的《大界墓表》看，从曾星冈的儿子曾竹亭后来担任湘乡全县团练总头目，“僻在穷乡，志在军国”的情况看，曾星冈、曾竹亭两代都是地方上的绅士。
曾国藩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受祖父曾星冈、父亲曾竹亭的影响很深。
曾星冈性格暴烈，言行专横，即使对妻子王氏也是如此。王氏“虔事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辣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曾星冈“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尤为凛不可犯”。他“气象尊严，凛然难犯”，对儿子曾竹亭尤其严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日诘数愆尤。间作激宕之辞，以为岂少我耶？举家耸惧。”儿子竹亭则“起敬起孝，屏气扶墙，躇徐进，愉色如初”。曾星冈是这个封建家庭中威严的最高统治者。
然而，他对子孙们的严格与严厉，在另一方面却有助于子孙的成长。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十一月初一日，曾国藩动身进京散馆，在这之前的十月二十日早晨，他站在阶前向祖父说：“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曾星冈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言传身教，对曾国藩极有影响，他写道：“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他有意重提此事，用以与诸弟共勉。在另一处，曾国藩写道：“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甚至对于祖父的那种粗暴、凛然而不可犯，曾国藩也理解为：“盖亦具有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曾国藩还写道：“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星冈的言行，对曾国藩的性格的形成，是起了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曾国藩对祖父终身敬服。他获得高官厚禄以后，仍然说：“国藩与国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见吾祖者，咸谓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远甚也。”他甚至为祖父深抱委屈，认为“王考府君群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慨，而终老山林，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
第三部分：居家之道三不信
◆原文
吾祖父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识定志，碓乎不可摇夺，实为子孙者所当遵守！近年家中兄弟子侄于此三者，皆不免相反。余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颇能谨遵祖训父训，而不能不信药。自八年秋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继志之一端也。以后当渐渐戒止。并函诫诸弟，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绍述家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的祖父星冈公在世时，不信医药，不信僧人巫师，不信地仙。其远见卓识，坚决的意志，丝毫不加动摇，这确实是子孙所应当遵守的。近年来家中的兄弟子侄对于这三不信，都有相反的看法。我不信僧人巫师，不信地仙，较能遵守祖父和父亲的训诫，只是不能不信医药。从八年秋天起，我常常服鹿茸丸，这是我不能继承遗志的一个方面。以后应当慢慢戒除，并去函告诚各位弟弟，戒除信僧人巫师、地仙等方面的事，以承续我家传统。
※详解
从曾国藩关于“三不信”的论述来看，曾国藩有时确实迂得可以。不信医药在现在看来是愚味落后的表现。曾国藩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信医药，却又想努力把它戒掉，未免荒唐。至于僧人地仙之事，属个人信仰方面的事，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