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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党后座议员们不仅集会表示反对，还组成了一个40多人的代表团约见了博纳·劳，向他提出质询。这些敌视丘吉尔的情绪“使内阁危机日趋严重，威胁政府的生存”。
尽管博纳·劳对劳合—乔治不打招呼就任命了丘吉尔一事很感恼火，但是从大局出发，他不愿意因此事而断送了联合政府，因此他表态说，如果首相认为这项任命有助于打赢战争的话，那么他有权作出这项任命。这才使反对浪潮逐渐平息下来。此事使丘吉尔认识到他是多么地不受欢迎。此刻他才相信了劳合—乔治原来把他排除在政府之外是不得已的事情。这使他在性格和处世上都有了些变化。雷平顿曾评论说，丘吉尔“看起来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从未见到有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好的变化”。
劳合—乔治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就此事对丘吉尔其人做过深刻而较系统的剖析，这对我们全面地认识丘吉尔会有很大帮助。劳合—乔治写道：
“为什么保守党人如此冷酷无情地反对他呢？自然是他过去的政治生涯引起了老党同事对他的愤恨。他做事从来不留余地。他退党后攻击自己原来的同事，狠狠批判、冷嘲热讽自己过去的观点，给自己造成长时间的严重后果。战争开始后，民族危机迫使各党派进行暂时的休战，党派纠纷和内部争论暂时停止，或者是被忘却。但是，保守党人忘不了、也不宽恕丘吉尔转到敌对营垒里去的行为，忘不了正在保守党混乱不堪的时候，他向他们猛烈开火，给予致命的打击。倘若他在自己成长的政治家庭里是一个忠实的儿子，那么对他参加达达尼尔海峡打败仗的责任就会不加过问，其他方面的牺牲也将是为人民作出的贡献。丘吉尔的错误成了愤怒的保守党人惩罚他背叛党的最好借口；他们用他自己的耻辱当作鞭子把他赶下台，而挥动鞭子的仿佛不是爱报复的党员，却是忠于职守的爱国者……”
“丘吉尔的政敌承认，他有杰出的天才，他刚毅、勇敢，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但是他们提出一个疑问，与英国其他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相比，为什么他的崇拜者多，拥护者少？他们指出，在政治上处于最困难的时刻，连伯明翰的约瑟夫·张伯伦和苏格兰的坎贝尔—班纳曼先生都可以指望得到当地人的坚定支持。丘吉尔从来不会在自己周围笼络一些外省或其他城市的人，更不善于维护这方面的关系。这一点仅仅用丘吉尔从一个党投到另一个党的情况来解释是不行的。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最伟大的活动家并不是在哪个党内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就在那个党里结束它。可见，真正的原因不在这里。他们问，为什么他如此不可信赖，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他们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丘吉尔的头脑就像一台强有力的‘机器’。但是构成这台‘机器’的材料有某种莫明其妙的缺陷，妨碍‘机器’的正常运转。这是怎么回事呢？批评家们也说不明白。一旦‘机器’出故障，不仅他本人，连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要遭殃。这就是使他一道工作的人们感到焦躁不安的原因。”
“按照他们的意见，在铸造他的‘金属’中隐藏某种致命的弱点。当时丘吉尔的批评家们就是利用这些弱点作为拒绝发挥他的巨大才能的理由。他们从他身上看到在危急时刻必须加以利用的缺点，而这一缺点可能带来的新的危险又不得不防。”
“对于他的才干，我另有看法。我认为，在他的行动可以受到监督的条件下，他那善于创新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是无价之宝。谁都不怀疑，他具有远见卓识、富于想象的天赋。他关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设想，还有他最先了解坦克的意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他这方面的才干。具有这种才能的人是罕见的，十分难得。在极其危险的时刻，应当充分利用这类人。如果能够警觉地对待他们，他们单独做出的贡献要比一大群庸庸碌碌的人做出的贡献大。
“我认为，这就是应当让丘吉尔进入政府的理由。我了解他过去的保守党朋友对他的仇视情绪，也知道，如果让丘吉尔在政府里任职，我要冒很大的风险。当丘吉尔的政敌听到我的打算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那种疯狂劲头，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在几天内就发展到如此地步，内阁笼罩着危机，政府本身的存在受到威胁。我承受了这一切风险。尽管我偶尔后悔我的自信，但我依然相信自己是对的。我的同事们有些犹豫，我还是坚持己见，因为丘吉尔对政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战争的胜利需要大量的军需品，他使军需品的供应不断增加。”
劳合—乔治最后说：“丘吉尔的前途取决于他以后能否使人相信，他不仅勇敢，而且谨慎。”
就像丘吉尔在任商务大臣时那样，他现在不得不辞去丹迪市的议席，再参加补缺选举以求重新当选。由于两大政党间的竞选战已告暂停，所以与丘吉尔竞争的只有反战的禁酒主义者埃德温·斯克林杰。丘吉尔在丹迪市发表了几次演讲，他强调自己是主战派，对取得战争胜利有坚定信心。“如果说在这个岛国的历史上，不列颠有一段坚如磐石的时期的话，那就是现在。”他要求选民们不要为次要的争议，比如说为禁酒而迷失方向。他嘲讽对手“打算同德国媾和，以阻止在苏格兰进行的酒类买卖活动”。他的妻子克莱门蒂娜在他因公务必须返回伦敦时，代替他在集会上发表演讲。结果，丘吉尔以超出对方近3倍的优势轻而易举地当选。
军需大臣不是战时内阁成员，不能参加重大政策的制订，所以丘吉尔曾私下抱怨说，他只是“执行战时内阁命令的小伙计”。但是这个“小伙计”却领导着一个约12000人的庞大组织机构，并使英国大部分工业部门高速运转。丘吉尔的前任们由于只沉溺于“烦琐的和并不重要的琐碎事务之中”，都未能对该部的各个部门实施有效的管理和协调，导致了严重的混乱局面。丘吉尔的老朋友乔治·里德尔等人事先提醒他说，军需部绝大部分“身居领导地位的人”都不怎么听指挥，因此必须对军需部进行较大改革，需要设立某种执行委员会来控制该部的50个下属机构。丘吉尔到任后很快也得出了相同看法。于是他建立了军需委员会，由10余名成员组成，其中大半是实业家，由他们每人分管几个部门。他把埃迪·马什召来任私人秘书，又把原海军部的秘书格雷厄姆·格林和詹姆斯·马斯特顿·史密斯请来负责军需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很快就理顺了军需部内的关系，使各项工作顺利地开展起来。他在9月初写给劳合—乔冶的信中说：
“这是一个令人非常愉快的部门，几乎与海军部一样富有意义，其最大的优点在于，既无须与海军将领争执，又不必与德国兵作战；我为能同所有这些聪明的实业家在一起而感到高兴，他们正在竭尽全力帮助我。同能干的人们在一道工作十分高兴。”
但是矛盾仍然存在。因为在当时的体制下，军需部只负责陆军的军需生产，海军部则控制着海军的后勤供应，这意味着有“两个军需部，为自成体系的不同军种服务。双方在劳力与原料这个越来越狭小的领域内相互竞争与冲突”。在与海军部的冲突中丘吉尔占尽优势，因为他精通海军知识，批评能切中要害，而当时的海军大臣埃里克·格迪斯爵士却只是一个新手。为了平息双方的矛盾，战时内阁成立了一个战时优先配给委员会，由史末资将军主持工作，负责在有竞争的部门之间确定物资的分配和运送办法。史末资将军是南非总理，是丘吉尔在任海军大臣时敦促下才进入战时内阁并成为内阁核心成员的。
军需部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劳资纠纷和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矛盾。针对熟练工人的强烈不满情绪，丘吉尔要求并促成战时内阁给满一定工作年限的熟练工人以12．5％的较大幅度提高工资。就连一贯坚持批评政府的政治上的反对派、工党下院议员W·C·安德森也称赞丘吉尔，说他在“处理各种劳工问题的工作中”表现出“勇气和丰富的想象力”，使“情况得到显而易见的改善”。然而，劳资关系的紧张却导致了许多工厂的工人罢工。1918年6月，伦敦联合飞机制造公司因资方解雇工会代表而举行罢工。在丘吉尔的干涉下，资方被迫同工人达成了妥协。7月下旬，考文垂的工人又以公司雇用非熟练工人侵犯熟练工人的权益而罢工。军需部的工会咨询委员会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