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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呢，你不是说你有两个男朋友吗？”加斯巴尔辩解道。
加斯巴尔三次抓住了女孩的手臂，不过都不是同一个人。“不是同一个人”这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不必过于相信侯麦贴在他的作品上的“六个道德故事”或者其他的什么标签。加斯巴尔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纳西索斯，在世界中感到茫然若失，为自己的身份（受良好教育的、彬彬有礼的绝非无赖的身份）和爱情（都有各自的男女朋友，但不在身边，寂寞无人迅速慰藉）焦虑不已。面对这个难题，“语言的修辞学”成为了幸运的避难所，“可以为一切卑怯行为辩解，可以给那些隐蔽的东西加上似是而非的意义”（法国《电影前台》杂志之《关于侯麦·一个没有道德的故事》）。
所以侯麦的电影总是出现交代清晰、滴水不漏的对话。观众对所有的细节比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更了然于胸。没有悬念，侯麦也不需要制造悬念，现实生活如此。人们开车行驶到巴黎的郊外或外省，比如Charenton市或者别的什么市。交通方便，住宅清幽古老，可以听到塞纳河与玛尼（Marne）河的汇流和奏，沐浴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笔下的阳光碎片，周末跳舞，雨天终止。
就像在侯麦的“人间四季系列”之中的《春》（1990年）那样。
诗人和诗人的女儿某音乐学院的学生、诗人女儿的女朋友某哲学老师（她的数学家男友正好外出度假，所以她有一段属于她自己的独处时间），以及诗人自己的女友某杂志社的编辑。四个人共同打扫一幢诗人在郊外的老别墅。那幢别墅绿藤蔓延，随便从什么抽屉里拿出的杯碟都可能是古董。他们有时候谈哲学问题，比如先验哲学和结构主义什么的，有时候谈不拢，就发生无伤大雅的争执。不过激烈的矛盾不在于哲学观点的不同，而在于诗人的女儿十分不喜欢诗人的女朋友，为什么不喜欢，这是一个涉及信仰观和童年经验的问题。当然这位爱卖弄的女朋友的确不讨人喜欢。所以当他们四个人一起在郊外别墅打扫庭院的时候，她被诗人的女儿气走了，剩下三个人诗人、诗人的女儿、诗人女儿的女朋友某哲学老师。他们原本可以组成一个幸福家庭，但是前面说过，侯麦给人物命运提供的选择范围，不会超出中产阶级的花园之外。
当这座花园只剩下诗人和女哲学老师（两人世界）的时候，响起了优美的舒曼交响练习曲，但是同时也响起了诗人女朋友横蛮的电话。诗人婉转地骗道：“太晚了，今天不回去了……对，只有我一个人，她们都走了。”而此时，诗人刚刚和女哲学老师共进完浪漫晚餐，并且刚刚吻过女哲学老师的手，说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一本正经地爱上你”之类的话，余温未散。而女哲学老师就坐在电话机对面。好在女哲学老师十分清醒和善于保护自己，有着审慎的“人际交往空间意识”。她毫不客气地对诗人说，她不想成为他撒谎的同谋。之后她拎起行李，连夜回了巴黎。第二天早上，女哲学老师抱着花束走进她的男朋友的公寓，因为这一天，正好是她的数学家男朋友度假回来的日子。
在侯麦精心构筑、技法洗练的大部分作品中，男性总是徘徊在两种类型的女人之间：一种温柔婉约，与自己的精神思想能够契合；另一种热情如火，年轻貌美，在肉体上充满致命吸引力。但是，男主人公总是可以掩耳盗铃，脚踏两只船，具体行为并不影响其按部就班的正常生活。而女性呢，美丽聪慧、千变万化、风情万种，但观赏价值大于她们对男性生活产生的波澜。（虽然在侯麦的“喜剧与谚语”六部作品中全都以女人为叙事主体，在“人间四季系列”中也有三部作品以女人为重心。）
为什么这样说呢？也许这来源于侯麦已知天命时期的作品《午后之爱》（1972年）给人的深刻印象或者说概括性的印象。
这是一部以巴黎为场景的电影，可以看到悠闲的街头和一间间古老的咖啡馆，下午的阳光如伏尔泰所说的“慢性毒药”（他指的是巴黎的咖啡）洒在行人身上。男主人公像任何一部侯麦作品的主人公一样，优雅、博学、睿智，而且不断地表白自己内心种种颇具文学价值的感受。他在家里看报纸（或书），在地铁里看书（或报纸），在办公室看窗外楼下。他结了婚，妻子安静贤惠，孩子聪明可爱。但是这不影响他对咖啡馆外的女孩们细致入微地观察和憧憬，甚至梦游般地走上前去和她们搭讪—更值得为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工作性质，使他每天享有午后大段余暇。终于有一天，一个女孩冲进他的办公室，以前的女友，媚骨丛生，神采奕奕，从一段又一段已经逝去的爱情中流浪归来。她有意进攻，但他总是拿出撒手锏：“你知道，我很爱我的妻子。”
事实上，他说的是实话，他的婚姻生活没有什么不好，他的台灯下的妻子使他感到安详。但他还是忍不住在旋转楼梯上打转，最后晕了头冲进前女友的公寓，抱住正在沐浴的美妙裸体，无限深情地说：“你知道，我很爱我的妻子……但是，此刻我无法自持。”
侯麦当然没有让男主人公偷情得逞，因为他深谙中产阶级的洁癖之道。他让他们回归家庭，以便在一个美好的距离之内凝望风景（女人）。所以他的风景和女人总是美丽的。在秋天的葡萄园采摘成熟的果实，在草地上跳吉他伴奏的舞蹈（“人间四季系列”之《秋》，1999年）。即使到了寒冷的冬天，美丽的女主人公虽然模棱两可，不知道该回到哪个男人身边，同时对第一个男朋友念念不忘，但是男人们都没有过多地责怪她，且理解她的真诚和矛盾，并给予她充分的自由（“人间四季系列”之《冬》，1992年）。
给予他人充分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能过界。这个界“一边是自然，另一边是人性；一边是情欲，另一边是英雄主义的优雅”（侯麦）。
其实，与其说是“英雄主义的优雅”，不如说是中产阶级的优雅。“英雄们”总是徘徊踯躅，甚至有一种“牺牲”的渴望，但是一想到他们要背叛和抛弃的东西，一想到这些东西的高尚品位，他们便很快作出选择。游戏规则秘而不宣，约束着动荡的生活。看似一桩又一桩的偶然事件，不过是对再正常不过的、缺乏想像力的个体宿命谦卑的模仿。人物是自身自由的囚徒，释放自己的途径是不断丰富其修辞学—独白或对白。理想主义是被批评的对象：“当幻想转向爱的时候，直觉却并不总是跟随。”（侯麦）
这一切，让人想起罗兰·巴特的一句话：“有节制的醉。”
中产阶级的法国香颂六
中产阶级气质作为人性的一种存在状态，不是别的，是一种均衡的尝试，是在人的行为中，在无数的极端与对立中谋取中庸之道。
—赫尔曼·黑塞《荒原狼》
尽管大多数人将中产阶级视为社会的稳定因素，但是以感情的漂泊动荡、四面皆诱惑的
欲望关系为主题的电影，依然在现代法国电影中占重要的比重。阿尔诺·德斯帕拉欣（Arnaud Desplechin）的作品则是典型。他被称为法国新锐导演，出生于新浪潮或者说戈达尔和阿仑·雷奈（Alain Resnais）时代，1984年毕业于法国电影高等学校（I’Idhec）导演专业和电影拍摄专业。在他1996年执导的一部电影《我怎样争取我的性生活》（又名《现代法国艳史》）中，在将近三个小时的漫长叙述中，阿尔诺·德斯帕拉欣极富耐心地、不紧不慢地表现了一位师范学院的老师（马修·阿玛利［Mathieu Amalric］饰，马修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导演）的生活。这位师范学院的老师，不断地将“改变现状”的愿望（“现状”指的是无聊的日子）寄托于“如何在思想与生殖器的悖论中”实现完美分裂。
不过，这绝对不是一部色情片，甚至可以说是一部“性的形而上学”篇。人物之多，关系之复杂，对话之深奥，极度挑战观众的智商、哲学以及文学修养。但总的来说，影片不是在讲故事，抛弃电影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镜像反射以及传统电影的叙事性，重建一个“电影中的世界”，是法国新锐导演的传统。
《我怎样争取我的性生活》中出现了很多男人和女人，他们都是好朋友，他们任意两个，只要是异性，都可以是，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