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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才在陈医官的指点下，开启了氧气开关，为老先生接好氧气管。
乍然之间，大家是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卢光舜远在美国，一时联络不上，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找到心脏病治疗权威余南庚博士，而这里蒋介石的病情已经等不及，昏迷在床，情况的危急令官邸上下笼罩在一片焦虑和绝望之中。
那天当班的熊丸医官，本来要连夜把老先生送到荣民总医院第六病房，然而又怕在运送过程中，稍一不慎，会让心脏病发作的老先生病情弄得无法收拾，所以，斟酌了老半天，没有人敢下决定把老先生大老远从阳明山的中兴宾馆，送到石牌的荣民总医院，于是，医生们只好当机立断，立刻在中兴宾馆成立了一个老先生的急救站，动员了所有的荣民总医院的医生、护士，来回奔波，要把老先生这条在死亡线上徘徊的生命，从阴阳交界处抢救回来。
夫人宋美龄这时发挥她临危不乱的镇定精神，指挥若定地命令所有的在场人员，从老先生昏迷的那刻起，停止一切休假，而且，所有的文武服务人员，一律不准和家人联络，如果有任何工作人员的家人打电话上山询问工作人员的去处，一律答以到南部出差公干数天才会回台北。所以，那一阵子，有不少医官或是官邸工作人员的太太都以为是丈夫失踪了，后来才知道是老先生病情变生肘腋。老夫人就像一个战场上的指挥官，指挥所有的官邸人员如何应变急救，而医生除了要在老先生病榻前忙着监测老先生病情、为老先生做性命攸关的急救，还要随时向老夫人报告最新的病情发展。
中兴宾馆的气氛空前凝重，23日上午当我回到中兴宾馆，官邸已处在最紧张的状态中，我见到老先生的鼻子、嘴巴，只要是有孔的地方都插上了各式各样的管子，心电图在滴滴答答地响着。一旁的医护人员全部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忙成一团，一会儿医疗小组的医官要侍卫人员派车去“荣总”拿药，一会儿又是要我们帮忙清理床铺，为大小便失禁的老先生整理床铺。
我们几个贴身副官以车轮战的方式在老先生病榻前服侍着。说实话，我们是真挚地希望老先生赶快好起来的，可是老先生的病情却让人忧心忡忡。
“老先生能不能过这一关，完全看能不能撑过最初的两个礼拜！”这是医疗小组成员对心脏冠状动脉病症一种经验之谈。可是大家心里都有种不祥的预感，医疗小组连续打了几次电话给到美国的卢光舜，催他赶紧找到余南庚，另方面，老夫人宋美龄在失望伤心之余，已经做好了为老先生办后事的心理准备，甚至连怎么移灵的步骤都已经预做了安排，以及模拟演练。
时间分分秒秒地挨过，大家围绕在老先生病榻四周，正在危疑绝望之际，有位医官不经意听见老先生嘴中似乎在念念有词，非常吃惊地告诉我：“翁副官！快来听听看，老先生好像在说什么，你应该可以听出一些什么来吧！”
在大伙全都一阵茫然的这个节骨眼上，医官的这个发现，无异是在最黑暗的世界角落，给大家一线曙光。
我立刻凑近老先生的嘴巴边，细细听着他有如呓语的每一个字……
我把自己听见的毫无保留地告诉在场的每一个人，从大家的表情可以发现，大家的眼眶都已经泛红微润。
“总统”六号病房
皇天不负苦心人，卢光舜终于在美国找到享誉中外的余南庚博士，救命如救火，两人不做任何勾留，立刻火急赶回台湾，这已是7月27日，距离蒋介石昏迷，已经是三四天了。
世界顶尖的医生既然已经请了回来，接下来就是要赶快为蒋“总统”做最妥善的处置，让他尽快恢复知觉苏醒过来。余教授的来台，无疑给了“总统”医疗小组最有力的后盾与支持，大家心中原本的那块巨石都不约而同地放下。
余南庚不愧有权威风范，他一到中兴宾馆后，就检视了一遍医疗小组为“总统”做的一些处置，他十分镇定地说：“你们的处理非常好。”接下来一切的医疗计划就由他来统筹策划。
余南庚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医师，来台湾的日子，我们从来没见过他有什么假日，他被安排住在圆山饭店，每天一大早就从圆山赶到蒋“总统”的病榻旁，不仅诊断细心，而且更是全心投入，可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他回来以后，老先生虽然没有马上就苏醒过来，但是，却有了相当程度的起色，使得宋美龄和众医官对他信心倍增。
经过几天的全心照料，余教授认为老先生在阳明山中兴宾馆治病，显非万全之策。第一，这里距离荣民总医院至少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如果有什么急要的情况，比如要到“荣总”拿药，就十分不便。当时，在老先生昏迷之初，官邸特地派了两部车，并且由两位侍卫人员专门负责于中兴宾馆和“荣总”之间，两地来回跑，有时候还是不很方便，况且有些大型器材，实在搬运不便。
1972年8月5日的深夜，我们奉命做好一切工作，准备把老先生送到荣民总医院的“总统”专用六号病房。
之所以选择深夜时间，有两个最重要的考虑，一个是因为深夜时分，阳明山仰德大道的来往车辆较少，比较容易做局部交通管制；其次，也是为保密的考量，毕竟，蒋“总统”是台岛“独尊”，如果他得重病而且正准备做心脏大手术的消息一旦外泄，传到外人或是有心人耳里，难免要制造一些口实，让人做“动摇士气军心”的不利宣传。
移床入院行动，在严密的部署下，默默进行。
5日的晚上大概6点过后，军警已将阳明山到石牌荣民总医院沿路全面封锁，不准任何车辆出入。
为了让蒋“总统”在移动的过程中，平顺安稳，“总统”医疗小组特地调来一部簇新的大型救护车。这部救护车是当时“三军总医院”从国外进口的一部新型车辆，不但设备先进，而且行驶的时候格外平稳，不会有过于晃动的缺点。这部车总医院根本还没启用，就被官邸征调来作为老先生的专用救护车。
夜色中，我们小心翼翼用担架把老先生抬上救护车，戒护的侍卫人员和往常一样，组成车队，保护老先生一路上的安全。
8时许，载送老先生的救护车和随护车队，从阳明山中兴宾馆缓缓驶出，我们奉到上级的任务指示，基于老先生是严重心脏病的病患，所以，在运送的过程中，绝对不能有一丝的大意或是一点点的颠簸，否则极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他的病情。
为了慎重起见，余南庚亲自率领医护人员，随车一路护送，以防有任何突发状况发生。
此外，一路上，从前导的开道车，到载送老先生的救护车和随扈车队，全部都保持在车速约10公里以下的超低速前进，那样的速度，真可说是像蜗牛爬行似的。在那条漫漫的仰德大道上，老先生的病榻在深沉的夜色中，缓步向前，短短的十几公里路，以“总统”车队平日的行进速度，根本只须十几二十分钟，可是这一趟的随扈竟然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到晚上9点多钟，才抵达荣民总医院的第六病房。当时，“荣总”四周可以说是处在半戒严状态，在一般门诊部门看病的人潮已经退去，去住院部门探病的人们也被支开，必须从另外的门出入；而六病房附近更是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其目的就是不希望“总统”蒋介石住院的消息外泄，以免成为别人攻讦的口实。
六号病房是当年特地为老先生而设置的一个特别病房，完全和“荣总”的其他部门隔离，内部的医疗器材可以无止境地添置，如果有任何需要，尚可以从其他医院借调医护人才和新装备器材，供老先生治病之用。事实上，在“总统”身边人的心目中，只要能够把老先生的病治好，即使花个几千万甚至几亿台币，那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在六病房，可以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经费非常宽裕。
不但“总统”病房的设备一流，就是在病房陪伴的亲人房间，也做了充分准备。老先生住进六病房后，为了方便放置比较多的医疗器材，我们把病床从病房移到客厅，老夫人和孔令伟各自住一间房，蒋经国则住在病房内的另一间小房间，我们当然是因陋就简，就在医疗室摆了6张行军床，连护理台上也有我们的铺位，整个六病房的外围，和老先生去“荣总”做体检时一样，也有严密的警卫人员24小时警戒，光是所有的警卫人员和车队人员，就占住了半间的“荣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