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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虽身材不高，讲起话来还有些大舌头，但此人擅长文笔，讲起后来亦滔滔不绝。王明第一次回国后，由于有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工作的米夫的支持，很快便由一个留过苏的普通党员而上升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缺乏中国革命实际经验的王明，在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下到一年之后，由于白色恐怖不断地有人头落地，使王明丧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在1931 年10 月18 日，携妻子又回到了红色保险箱——苏联。6 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已经过了多次反“围剿”的残酷斗争，也走过了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路程，在完成了和国民党共同抗日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后，王明又从千里之遥的苏联匆匆赶了回来，来摘“桃子”或是来实现他的领袖欲。和王明同机归来的，还有陈云和康生。当时在场的张国煮，用“握手拥抱，一堂欢叙”来描述当时王明和毛泽东等人见面时的场面。虽然工明第一次执掌中共领导权并没有给毛泽东等人留下什么好的印象，但毕竟那时党是一个年轻的党，它的领导人也多是年轻人，借用列宁的一句话：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更何况是宽容大度的中国共产党了。在机场上，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指苏联机组人员），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明摆着，王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身份，使他成了手捧“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没多久，王明就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群中国共产党人在政见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坚决地主张在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而王明则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这时已经不是简单地王明要取毛泽东而代之的问题，它已涉及到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实事求是他讲，王明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方面发表过一些正确意见。王明第二次回国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的《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以及第二天的发言中，也有一些正确的看法。但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对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由于王明的言论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的形式出现的，迷惑了很多人。此后，他又擅自拟定中共中央委员名单，而且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至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1938 年5 月26 日至6 月3 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长篇演讲《论持久战》。毛泽东把这一重要著作送往武汉，交给《新华日报》发表。王明深知《新华日报》的影响，《新华日报》是抗战爆发后中共在武汉发行的一份相当有影响的报纸，他禁止《论持久战》在《新华日报》上刊发，只同意印成小册子。这个时候是王明与毛泽东斗争的高潮。从毛泽东发表《上海太原失陷以
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开始，理论上的较量也就同时开始了。1938 年8 月，当又一架军用飞机从莫斯科飞往中国时，一个新的共产国际的代表——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新的指示：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由此，王明共产国际代表的使命宣告结束。随着这一变化，第二次“不同的声音”也消失了。
“不同声音”中的山西前线12 月底，在大行山中的刘伯承、张浩、彭真赶回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听取中央12 月政治局会议精神的传达。对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发言，在山西前线的将领和党的负责人大部分思想不通。正式传达前，总部和北方局先召开了军委华北分会和北方局委员会议。会上由彭德怀、刘少奇作了传达，敏锐的前线将领立即就“嗅”出了其中不同寻常的气氛。1938 年1 月6 日正式传达之前，刘伯承和邓小平就已经知道二人间要开始合作了。1 月2 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马牧八路军总部听取从大行回来的刘伯承、彭真谈太行的工作。刘伯承汇报了军事方面的情况，彭真则汇报了省委工作和开展统一战线的情况。当时在座的还有邓小平。谈完之后，彭德怀告诉他们，中央计划调张浩回延安养病。而由邓小平接替129 师政委。刘、邓二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1 月5 日，中央军委的任命电报正式下达。1 月6 日，北方局、军分会在马牧召开会议正式传达中央12 月政治局会议精神。此时，邓小平已经是没有报到的129 师政治委员。传达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和彭真就去刘少奇住处，大家的一肚子疑问总要找个地方说说清楚。1927 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就是中共放弃了领导权，没有自己的武装，如今又要回到大革命失败前的老路上去，前方的将领是万万不能接受的。而且“西安事变”后，与国民党谈判统一战线问题时的艰辛与曲折大家心里都是很清楚的。蒋介石在谈判中没有得到的东西，如军队的领导权问题，规模与编制问题，抗日政权的形式等等，现在反要拱手送给他，这到底是怎么了？大家议论纷纷。刘少奇此时虽然内心中己似翻江倒海，但并没有说话，只是一边听一边沉思着。在12 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不仅指责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对形势的分析有错误，而且认为刘少奇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问题》一文观点也有问题。王明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了刘少奇。这些，刘少奇并没有说出来，从党的纪律来看，不同的意见，会上可以说，会下就不能乱讲了。就今后如何宣传贯彻12 月政治局会议精神的问题，三人倒是达成了一致：实际工作中不能公开提和中央会议精神下一致的口号，这次会议虽然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但也并没有否定洛川会议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我们在实际中去于就行了。看来“不争论”，在工作去检验、去实践的思想，在太行山上就开始萌芽了。“不争论”，实际上充分反映了政策和策略的统一，是领导艺术和高超的处理问题的能力的体现。晚上，刘伯承、彭真、邓小平又聚到了一起。他们到了一起，就可以放开地谈论了。太行山上的三巨头，想法一致，气味相投，谈得甚是投机。三人最后认为，在军分会上可以不说，但回太行山后不仅要在实际中执行独立自主的战略方针，而且要突出强调独立自主的战略方针，坚决担当起领导敌后抗日的
领导责任。军分会结束后，刘伯承和朱德、彭德怀到洛阳去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军事会议。l 月18 日，邓小平与彭真一起回到太行山，开始了他师政委的生涯。刘伯承返回129 师驻地西河头后，刘、邓的合作开始了。
第四章山之魂
11。 兵来将挡——反“六路围攻”
川岸文三郎坐不住了石拐会议后，129 师386 旅的主力部队立即向敌占交通线展开，积极发动群众，建立群众武装，在根据地周围形成了环形对外正面。当时的部署是386 旅771 团主力挺进到平汉路西邯郸、磁县地区；772 团主力在同蒲路榆次、大谷段以东，正大路以南，正定以西地区活动；同时各个游击支队也四处活动，在宽大的正面上不断袭击敌据点，破坏铁路，打击过往运输车辆，打击小股敌人，对铁路线周围的日军构成了很大威胁。与此同时，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只以129 师为例，以772 团三个连为基础，在辽县成立了一个补充团（后改称第17 团），建立了旅直属队和几个师直属队。到了1938 年初，129 师在原有3 个团的基础上，又新建和扩建了补充团，独立团和骑兵团，总共有36 个团。同时，山西抗日决死队、政卫队、工卫旅，以及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第三战区民族革命战地动员委员会所属的游击队，在山西境内各处建立起来，与八路军并肩作战。山西的这些新军是中共应阎锡山之邀帮助阎锡山在山西建立的，各个部队的领导权大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实际上已经成为共产党军事力量的一部分。在阎锡山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山西新军也就正式隶属于八路军，其大部被编入129 师面对中共抗日武装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