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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八路军，第一期吃掉驻在沁河河谷的385 旅；第二期吃掉驻在涉县以北地区的八路军总部；第三期吃掉驻在涉县以南地区的129 师师部。为此，日军特地成立了专门搞暗杀、破坏行动的特别行动队——挺进队。2 支挺进队由日军第36 师团的两个联队各抽出一部组成，以中尉益子重雄和大川桃吉分任队长，在各个联队中各挑选百名士兵，化装成八路军，深入抗日根据地。2 支挺进队分别以队长的名字命名：益子队和大川队。挺进队接
受的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朱德、彭德怀、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时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在敌人隐藏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2 支挺进队还进行了分工：益子队重点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彭德怀、左权等；大川队重点破坏129 师，刺杀刘伯承、邓小平等。进攻前，日军还印制了大量的八路军首脑人物的照片发到队员的手中，照片下面都注上每个人的名字。因为当时邓小平尚在大岳军区指导工作，所以，日军所发邓小平照片的下方特地注明“在太岳”3 个字。后来，刘伯承得知这件事时，认为日军情报之细致准确是值得八路军学习的。日军辽对整个作战采取严格保密措施。自带数日粮袜，不许举火做饭；自带雨衣行囊，不许宿村住店。正如电影台同中所说：鬼子要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英才陨落在夏季反“扫荡”最困难的日子里，有几天时间，上至中央军委，下至129 师，都得不到八路军总部的消息了。刘伯承在作战室里一再地催间总部的消息，得到的问答仍然是“联系不上”。电台联系不上，派出去的人员又没有回来，刘伯承不能不急。抗战开始后不久，八路军总部就与129 师一起进驻了太行山。总部除有一个特务团外，没有更多的作战部队。所以，总部的驻地和129 师师部离得总是不很远，129 师担负了八路军总部的护卫任务。由于日军这番“扫荡”是直奔根据地腹心而来，不为沿途的小利所吸引，并且消息封锁得很厉害，以至于八路军总部没有能够提前得到消息。彭德怀在一篇回忆左权的文章中写道：以往，日军大“扫荡”前两三日，总部即可准确侦知，唯这次事先没有确切信息。待刘伯承得到总部的确切消息时，得到的却是“左权阵亡”的噩耗。5 月28 日，失踪了几日的总部终于又有了消息：总部于24 日晚被敌3000 余人合围于南艾铺、姚门口，在向石灰窑以北突围时，左权阵亡，电台俱失；罗主任（注：集总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立三部长（注：集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则已向黑龙洞方向突围，详情不明。听到左权阵亡的消息，与左权相识、相交、相知多年的刘伯承的悲痛比别人更深一层。左权与陈赓、徐向前同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1925 年2 月入党，1925 年12 月左权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优秀生被程潜、林伯渠亲自签署命令保送赴苏联学习。他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当时，被分配在中山大学第一期第7 班的左权刚好与邓小平是同班同学。这个班出了不少人才，除邓小平、左权外，还有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上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屈武，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牺牲在辽沈战役中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朱瑞等。当刘伯承于1928 年来到伏尤芝军事学院学习时，左权己在这里学习一年多了。本来左权是没有资格在专门招收高级指挥员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按照苏联的规定，凡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人，必须具有较高的军事素质，一般都需要经过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的学习和训练。左权的条件虽不够，但因左权出众的才华和担任过基层指挥官的经历，使他得到了特殊的批准。刘伯承后来回忆他的这位同学时说：“记得他在学习中，凡教员指定的参考书籍，必一一阅读，并以红蓝铅笔标出要点。所以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必能旁怔博引，阐其旨趣。我们在高加索战术作业时，战术指导员很器重其谨厚，常称扬于同学中，他在自修与教学时，非常勤勉虚心，笔记教材都整理有次。”因志同道台，刘伯承、左权很快成为密友。他们俩都对军事理论的学习感兴趣，除了认真学习规定的课程外，他俩还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和有关司令部组织指挥的知识，以及正规军的战术，游击战的战术等。回国后，俩人还经常翻译一些苏联的军事资料。1930 年初，由于斗争的需要，刘伯承和左权提前从苏联回国。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他们搭乘不同的车次，商定在东北的一个小车站见面。
当刘伯承走下火车后，发现有特务盯梢，立即决定暂不接头，先甩掉尾巴。等待接头的左权发现刘伯承被盯上了以后，也跟了上去。到了闹市之后，左权紧走几步，在一个橱窗处等刘伯承，等刘伯承即将擦肩而过时，左权轻声提醒他：“有狗！”刘伯承佯装擦汗，也停了下来。左权又对刘伯承说：“你往商店里走，我把狗引开，这里的地形我熟悉。”刘伯承走过去后，左权转身冲毫无防备的特务撞了过去，然后飞快地跑进一条巷子里。特务慌乱中，紧随着拐进巷子里的人影追了上去。比刘伯承小十几岁的左权这时只有20 多岁，又熟悉地形三下两下就把特务给甩了。没多长时间，左权在商店里和刘伯承会了面。这次历险加深了他们二人之间的友谊。刘伯承悲伤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和左权的友谊非比寻常，还因为左权直到牺牲前，还一直背着一个历史包袱为党、为革命工作着。左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曾由学生提为教员，得到的收入自然比学生多一些，这样吃饭请客的机会也就多一些。不料，左权竟然由于吃饭的问题而被划到了王明认定的有托派嫌疑的江浙同乡会。左权的托派嫌疑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澄清。1938 年，左权被任命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后，王明仍然对彭德怀说：“左权是托派，你怎么能让他当八路军副参谋长？”经过几年的并肩作战，彭德怀深信对党忠心耿耿的左权不可能是托派。就在左权牺牲的两个月前，彭德怀给毛泽东、张闻天写了一封信，信中希望中央解除怀疑，给予这样的好同志以完全的信任。朱德回延安后，左权成了八路军总部中最忙的一个人。八路军总部行文的署名也由“朱彭”变力“彭左”。1942 年5 月4 日，彭德怀授意、左权执笔起草了由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共同签署的发向华北全党全军的《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这份文件习惯上被称为《五四指示》，它是由左权执笔的最后一份文件，也是左权对根据地建设的最后一个重大贡献。《五四指示》对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所产生的指导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指示》在分析揭露了敌人蚕食政策的3 个步骤之后，提出：敌人的“蚕食”政策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其极严密的配合，但空隙还是很多。敌人的根本弱点是兵力不足，此时前进则后方空虚，不能不更多地利用伪军、伪组织，这就予我更多的机会，以广泛的游击运动和政治进攻使敌人顾此失彼。在晋西北，120 师政委关向应仔细研究了这一指示后说：“北方局、军分会反‘蚕食’斗争的指示，不啻是一剂起死回生的对症药。”1943 年1 月，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的报告中，谈到敌后困难时期的斗争时说：“特别是北方局、军分会指出反‘蚕食’斗争之后，收效很大。所以1942 年5 月以前，根据地始终是退缩的，5 月以后则完全改观。”令人痛心的是，左权没有看到《五四指示》在广大的华北平原开花结果。深知刘伯承此刻心情的129 师参谋长李达去安慰他时，刘伯承正默默地擦着泪水。过了一阵，刘伯承说：“我们从苏联回国时，他才20 几岁，今年也不过36 岁吧。他年轻有为，是我党我军的一代英才。他的牺牲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要不是机关庞大，工作人员，特别是后勤人员大部分不会军事行动，是下会发生这种不幸的。”从后来了解到的情况中得知：5 月24 日夜，由于总部机关庞大、后勤部
队携带物资过多，行动迟缓，又未按原计划分路行进，结果一夜只走了20 多里路，以致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和特务团一万多人，上千匹牲口，都挤在十字岭一线的狭长地带。25 日拂晓，敌主力一万多人从上面压缩，以南艾铺为目标，进行“铁壁合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