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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我不只一次地亲耳听到对林彪反党行为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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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林彪曾在苏联学习，并表现出了军事才能。这一点斯大林特别指出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表现出自己是一个能干的军人。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普通的人。林彪不喜欢出头露面，不喜欢讲话。毛泽东看中林彪。还在1955年授予他元帅军衔。在中国的10位元勋中，他是最年轻的。1958年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统帅三军武装力量。
1959年，当赫鲁晓夫率领苏联代表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活动时，在北京机场上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陪同赫鲁晓夫检阅了仪仗队。当时在中央的领导人当中他排第五位。‘文化革命’开始后，他接替了刘少奇，成为中国的第二号领导人。当时毛泽东被称为最高统帅，他被称为副统帅以及毛泽东最可靠的接班人。他如此迅速地高升引起了普遍的关注。然而，当时在中国没有任何人会想到，林彪会在异国他乡，在沙漠中如此悲剧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9·13事件”过去已经近30年了，至今似乎还带有一些神秘色彩。这段来自亲历者的回忆，对当代党史研究应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责任编辑 吴 思）
“大跃进”中亳县干部作风问题记述·梁志远
安徽省原毫县（今毫州市谯城区），三年大饥荒中大批农民的非正常死亡，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干部作风恶劣，是一个重要原因。1960年冬至1961年春，毫县是省委整风整社的重点县之一。事实证明，哪里的干部作风好，问题就小一些，哪里的干部作风不好，问题就多就重。根据查阅自己三年的工作笔记和亲见、亲闻以及查证有关历史资料，对干部作风记述如下：
干部作风的大致区分
在大饥荒的岁月里，全县干部作风大体可分为四种情况。
一是好的。在大轰大嗡和大饥荒中，他们敢于实事求是，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当地实际情况或批评某些领导的恶劣作风。这样的干部一般都遭到残酷的打击。分别受到批判斗争、纪律处分、戴上政治帽子、逮捕入狱等。有的被迫自杀或被迫害致死。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面对种种高压，他们不怕个人风险，忧国忧民，想方设法抵制“五风”。如搞责任制、小队分配、冒险小量藏粮等，从而减少农民死亡；他们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亲人谋利，不给亲人多吃多占，从而失去了亲人或自己死于饥饿之中；认清形势，排除干扰，他们把农民生活放在首位，积极带领群众采取各种自救措施。如1959年秋抗旱早种大种胡萝卜、蔬菜、大白菜等，有效地减少农民的死亡。有的视病人为亲人，在工作中为病人送医送药，倒屎倒尿，想方设法抢救危重病人，从而做出显著成绩。正因为有一批好党员、好干部、好医生、好教师，他们虽不能左右整个形势，但也挽回了一些农民生命财产的很大损失。这些人被农民视为恩人。
这样的干部领导的生产队就不饿死人或少饿死人。如张集公社小陈庄、城父公社小南庄等一些生产队。
二是比较好。这是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在“大跃进”中，怕当右倾，怕犯错误，怕落后挨整。因而唯上是从，跟着跑，随着吹，但少出或不出残害农民的新花样。本人虽有一般多吃多占，管辖区内虽然饿死人，但能积极抓生活搞生产，没有打骂残害群众等恶劣作风，所以取得群众谅解。
三是问题多的。工作中大吹大擂，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同时认为死几个人算什么，只要不犯右的错误就好。因此大刮“五风”，欺上瞒下，多吃多占，残害农民的花样较多，后果较严重。
四是性质严重的。这种人无法无天，不顾农民生死，大刮“五风”变本加厉，残害农民的花样百出，欺上压下，胡作非为，亲手或唆使他人直接残害群众，后果特别严重。同时大吃大喝，贪污盗窃，一贯堕落腐化等。
干部作风中的几个突出问题
一、大吹大播，大反右倾，表彰浮夸，打击说真话的人。严密封锁饥荒消息。在生产、生活和各项工作中，大放“卫星”，购过头粮，迎合领导心理，克扣农民的口粮，造成严重后果。对于这些行为给予表扬、奖励、重用、提拔。而对实事求是者施以批评、辩论、批判、斗争、戴政治帽子、劳教、逮捕、判刑，甚至迫害致死。
有这些表现的干部和社员受到重点打击：反对三面红旗、粮食惜售、农民“吃青”（粮食尚未成熟收获前采吃）、反映饿死人和人吃人等。
封锁消息，已成为上下通病。县委对中央派人来毫检查农民生活，均由县委一二把手亲自安排有关部门和人员接待，要求不准暴露死人、浮肿、外流等情况；对向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的人民来信，按省委办公厅的绝密通知规定，一律由县邮局拦截转蚌埠邮局“袁柏亭”收。对人吃人的“特种案件”，只准政法部门严办，禁止任何人泄露“机密”。在两年中，没有一个公社正式向县委如实报告过一次死人情况。观堂公社余里大队余西分支书记1960年春，对群众下达命令三不准：①死了人不准哭；②死人埋坟不准高出地平面；③群众不准接近检查组。
二、严重强迫命令。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只要领导一声令下，社员就要绝对服从，稍有迟疑，即遭严惩。1960年8月城父公社小杨大队在农民饿死40％左右，却强迫群众集资买胡萝卜种子，社员景林臣因无钱集资，大队青年书记逼迫景将其饿死已埋的母亲的大棺扒出、抛尸取棺，卖钱上交。由于尸未化尽，臭气熏人，无法出卖，将棺抬河里泡着。1960年9月30日，县委检查组发现，棺木仍泡在河里。该公社张营大队1960年8月20日决定要从各生产队调劳力在常庄办大队农场。全庄32户，除了与干部亲近留场3户以外，其余29户要全部搬家出村。事先既没有通知群众，又没有通知搬入村解决住房。一宣布营（大队）里“命令”，就要群众立即搬家分散到几个村去。搬后天下大雨，群众的东西在外淋着，不少人大哭大叫，干部不予睬理。有几户私自回去的，被大队干部关锁屋里饿一天一夜后，仍强迫搬入指定村庄。有的户回去采摘自己原在家前屋后种的瓜菜，被视为“愉盗”被关押起来。
三、干部生活特殊。多吃多占。克扣农民的口粮。在大饥荒出现之后，操有实权者，从县委到生产队干部（包括干部亲近等）多吃多占成风。1960年农民口粮日人均不足半斤的时候，一般生产队干部等就要吃掉农民口粮10％～20％，县、公社、大队克扣的粮食加起来超过这个比例。
四、扣饭、收锅、砸锅。农民饥饿无奈的情况下，粮食成熟之前到地里“吃青”。生产队把扣饭、收锅、砸锅成为惩治“吃青”社员的“绝招”。全县因扣饭致死或因扣饭自杀者屡见不鲜。如1960年8月27日，五马公社草寺大队段门楼生产队段刘氏，因病不能干活而扣饭，被迫上吊自杀。有的锅被收走或砸坏，别说没有钱，即使有钱市场上也难买到新锅，农民就用破搪瓷盆、铁盆等煮野菜吃。十九里公社有一名男子，锅被收走之后，用军人旧头盔烧饭和到食堂领饭。
五、对农民乱捕乱押。从1958年“大跃进”，到1960'年冬整风整社纠正“五风”为止，是全县关押“犯人”最多的时期。
据1959年秋，县委反右倾时统计：1959年3月7日至9月18日，在押314人中，竟有一般干部批押的30余人，其余200多人不知都是谁批押的！反右倾之后县委政法部成立，批捕范围扩大了，1960年秋，全县又大抓一批“吃青”农民。政法部门在魏岗公社牛集大队搞反偷盗重点，一个早晨就逮捕“吃青”农民和小偷小摸9人。在抓押人中，教育释放的少，劳教、判刑的多，关押致死的也不是少数。据在劳教的犯人大组长丁×（已平反）说：1960年在城隍庙劳教所200余犯人中，饿累而死者，约有40人左右。
公社大队的“火箭营”“火箭连”，实际是社队具有综合专政职能的特殊机构。这里设有审讯室、牢房，有持枪民兵站岗，戒备森严。在1959年反右倾和整风整社及粮食收获季节，“吃青”农民多的时候，只要公社书记、社长、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