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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代表于3月前往新德里，商讨亚洲有关的共同问题。尼赫鲁也邀请戴季陶参加，并邀请国民党和各团体代表参加。戴季陶认为召开泛亚会议，促进亚洲团结，是一件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他起初准备参加，后来发觉印度竟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显然是别有用心，认为自己不方便参加，便建议中央另选代表出席，而且为这件事先后两次上书蒋介石，并函各方面提出意见。代表团团长郑彦棻临行前往戴季陶处请示意见，他指示郑等人要慎言行，要加强与亚洲各国代表的联系，关于西藏问题，最好能把他们列入中国代表团。后来，中国代表团赴印，正好和印度所邀的西藏代表同日同机抵达新德里。中国代表团抵达印度后，立即向印度提出交涉，表明中方立场，决不容许印度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由于中方的义正词严，印度终于没把西藏列为独立国家，而只是以地方代表列席大会。
在正式开会之前，又发生一个插曲。当时，代表团团长郑彦棻发现预备会议会场中所悬挂的世界地图，把西藏列在我国国界之外，便立即向尼赫鲁交涉，起初他敷衍推诿，后来答应予以改正。但开会当天的上午，还未改正。中方代表团便派叶公超找尼赫鲁再度直接交涉，表示如果不改正，中国代表团便不参加开幕式。印度方面知道中方立场坚定后，才同意由叶公超亲自将地图上中国国界改正过来，把西藏包括在中国国界之内。郑彦棻后来回忆说，戴季陶对此事处理的远见和指示，维护祖国统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海外事】
列宁《政治遗嘱》的风波·尹 彦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可谓他的《政治遗嘱》。它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两次病情的突然恶化。尤其是12月23日凌晨，“右臂右腿瘫痪”。列宁清楚意识到生命的危险性。早前列宁已对机关、尤其是斯大林负责的工农检察院极为不满，同时在对外贸易垄断与国家体制、民族问题上与斯大林等产生较大分歧，他发觉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不利于防止党的分裂，所以遗嘱的主要内容不外乎两点，首先就是扩大中央委员会完善党的最高机关的组成，以“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二是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务上调开。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列宁、托洛茨基的认识有分歧；而急于掌权的总书记斯大林则千方百计的监视病中的列宁的一举一动、一信一函。列宁口授遗嘱的公布一波三折，而遗嘱的执行则是血雨腥风，连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也未幸免于难。这里我们只着重分析遗嘱产生的前前后后。
一、列宁口授遗嘱的监视与阻挠
1921年年底列宁病重出现最初症候，在党中央和医生的坚持下，列宁不得不开始放弃全天工作。这时他摆脱了繁重的日常事务和实际工作，能够从容地考虑党和国家的前途与长远战略。用列宁自己的话说：“因祸得福；我居闲半年，‘从旁’观察”。1922年5月26日，列宁第一次得了中风，右臂右腿部分失去作用；口齿失灵，12月13日，医生说服列宁，暂时全休；12月16日，列宁的病剧烈发作，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右臂右腿瘫痪。列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病情十分危险，或许将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因此12月23日，决定口授一系列札记，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使他焦虑不安”注0的想法和考虑写出来。在这之前，即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曾专门作出决定：
“责成斯大林同志个人负责断绝列宁同工作人员之间的个人联系以及信件来往。”并由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
这样斯大林成了列宁的监护人。“个人负责断绝”、“监督执行医生的规定”，这里有什么玄机呢？列宁病重，最关心接班人的问题的是斯大林。政治局其他一些人也害怕列宁会让托洛茨基接班。所以才作出这样严格的决定。所谓“断绝”，主要是断绝对与托的接近。
列宁向医生及中央请求，允许他每天哪怕用很短时间口授他的日记，否则他就完全拒绝治疗。列宁以“完全拒绝”相要挟，这才获得口授的权利，但并不顺利。斯大林、加米涅夫、布哈林代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与医生研究后决定：
第一，列宁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钟，但这不应带有通信的性质；
第二，禁止会客；
第三，医生为病人开处方和作建议，需要和斯大林协商。列宁的秘书发现，不是监护人服从医生，而是医生服从监护人。
第四，无论是朋友还是家属，都不要向列宁报告任何政治生活中的事，以免引起他的思索和激动。这四条全是《列宁全集》后面《年表》的文字。《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卷，第232页
第五，照托洛茨基的说法：“还严禁列宁打电话。”
防止刺激列宁大怒、大激动是必要的，但是为什么不能通信、会客、谈政治，甚至连“家属”也不能向伟大的政治家谈政治？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经医生允许后，记录了列宁1922年12月21日给托洛茨基的信”。这可惹怒了斯大林，立即怒斥。使她“受到极大刺激，她完全失常了，号啕大哭，满地打滚”，如此不近情理的限制与监督列宁的活动，显然是担心自己的职位丢失。
国内政治条件越来越令人担忧，是《给代表大会的信》产生的原因，最令列宁不安的是官僚主义愈演愈烈。到列宁写遗嘱前十天，他的批评更尖锐了：“国家机关的一般情况，糟透了，低于资产阶级文化。”列宁甚至说：“国家机关是异己的。”这里的“国家机关”，主要指党中央所属的各部委。这些是委派制造成的。还有权力太集中。斯大林被任命为总书记后，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斯大林的作为，列宁是不满的，多次严厉批评斯大林“太粗暴”、“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爱发脾气”、“发脾气通常在政治上一般都起着最坏的作用”，‘最有害的就是急躁”。这些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从解密的苏联档案看还有更重要的。列宁认定斯大林“他根本没有头脑”，列宁说这句话时“绝对没有生气”，而且是列宁对“斯大林业已形成的固定看法”（见《苏联历史档案》，第二卷，275～277页），所谓“根本没有头脑”，是相较而言的。没有思想家、理论家的头脑？还是与托洛茨基比较没有头脑？列宁从1902年就已十分赏识才华出众的托洛茨基，虽然后来产生分歧，但十月革命前后，托对列亦步亦趋。而不时要受到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抵制，甚至公开反对，斯大林只是后来才完全站到列宁一边。到了要交班的时候，是交给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呢？托的自传中说，列宁亲口告诉他，希望他能接班，但被他坚拒。后面还将有专文谈这件事。由于斯、季、加等人嫉恨在才智与功勋上远远超过自己的托洛茨基，所以列宁口授遗嘱受到斯大林严密监视与阻挠，也就不奇怪了。
二、关于扩大中央委员会认识上的分歧与斗争
一党执政的国家，其政治制度改革，很自然地会首先想到如何从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入手，而且以执政党自身的改革为核心。所以列宁建议“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变动”的第一点就是增加中央委员会人数，以防止党的分裂和以监督党政各个主要部门。
俄共八大至十一大，中央委员会人数为19人～27人，基本由职业革命家集团组成，或者说：“布尔什维克党的政府机器主要是由知识分子构成”（托洛茨基语），党的领袖更是由思想家、著作家、政治家一类杰出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现在列宁“建议把中央委员会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新的中央委员从哪里来呢？“要求工人阶级出50人～100个中央委员”。“我是这样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列宁“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包括在内的”，并且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因为他们已经染上官僚主义。显然列宁想改变中央委员会只是一个职业革命家集团的现状，使之与普通工农群众中的优秀分子结合起来，让他们监督决策。列宁认为这样做：第一，设置一个监督政治局、组织局及书记处的机构。第二，“提高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第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