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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堆成了三层，皮帽子、棉帽子在风里滚动；在老报社（即印刷厂），火堆上也有尸体，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经烧焦……（孙正荃：《一个省报记者的生命档案》）
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个尸体展览……还押解着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熏人的恶臭。（冼恒汉《风雨八十载》）
镇压反革命
攻打报社的当天，军队在保守组织的配合下，包围了八·一八的重点组织：青大畜牧兽医学院文革筹备处、人民剧院红宣兵团部、党校红色造反团等。“红色公安”（公安厅的群众组织）按照开列的名单，把八·一八的头目一一逮捕归案。第二天，一千多捍卫队员包围了青海民族学院，双方对峙了一天。夜12时，两个连的部队开进民院，包围了西边四幢学生宿舍楼。一名排长带一个班进入楼房搜查，学生拒绝开门，战士鸣枪示警。楼外的部队以为红卫兵开枪了，遂向楼上开火，打死三人、打伤九人。当晚逮捕了20多名十一战斗团的负责人，把800多红卫兵赶出大楼，在刺骨的寒风中，高举双手，跪了五个多小时，天亮后才予释放。
接下来的日子，捕人的汽车在西宁街道往来奔驰，汽车站、火车站布满便衣警察，严防反革命外逃。牢房塞满，监狱还在不断扩大……
最恐怖的是“群众专政”。在逮捕了第一批反革命后，剩下的八·一八成员，就交给了“群众专政”。把誓不两立的两派中的一派群众，交给另一派群众去专政，其后果可想而知。大小单位都成立了类似“镇反指挥部”之类的专政机构，设立了“劳改队”、“临时拘留所”和“牢房”。他们要在八·一八组织中“收集枪支”、查获“暴动计划”、寻找“杀人黑名单”。他们的口号是：“坚决镇压反革命，决不施仁政”。于是捆绑、吊打、大头皮鞋踢（甚至出现了互借大头皮鞋的闹剧）、跪雪地、跪三角铁、烟头烧、火烤、烙铁烫、针扎、过电、穿针、手指夹筷子、活人打夯……种种无师自通的刑罚，都被花样翻新地施展出来。
西宁铁路局八·一八铁道造反团共三千人，被斗的1884人，打成轻伤的214人，重伤54人，监督劳动544人，被捕入狱114人，抄家114户，逼死1人，被打流产三人。青海氮肥厂只有150名八·一八，逮捕的就达60人。就连高等院校，镇压也很惊人。青海民族学院把150名师生排为四类，轮番批斗。一类拟送监狱的37人，二类戴上反革命帽子、开除公职回乡劳动的47人，三类批判斗争给予处分、留校监督改造的39人，四类经过批判斗争予以解放的27人。
最后，引述一下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结案报告：
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
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
1967年7月15日
中央调查会
八·一八和军队在《青海日报》社对峙的九天中，赵永夫不断地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张云生这样记述：
青海省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在省会西宁，有个自称八·一八的造反组织，在北京来青海串联的一些红卫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里边大搞打砸抢，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的人已被活活打死。他们拥有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部队人员进行武装威胁。……因此，西宁驻军调集八个连队，对占据报社的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撤出报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青海的告急电文不断来往北京，形势剑拔弩张。我及时将最新的情况报告林彪，他仍然不动声色，既不表态，也不着急。（《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2月23日下午攻打报社之后，赵永夫给军委、总理、中央文革都发了加急电报。晚上他还和军委通了电话，电话中军委人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当晚，西宁大街上贴出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对此，张云生也有记述：
最后，青海的枪声终于打响了。青海方面的报告说，占据报社的那些歹徒向包围他们的部队开枪挑衅。部队被迫进行武力还击，一部分负隅顽抗的死硬分子已被击毙，其余的人已被驱除报社，一场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下去了……林彪听讲这些情况之后，还是无所表示。就连那个误传的“林副主席来电”，他听后也是一笑了事。
据张云生分析，中央文革开始也保持沉默，“八成是由于他们对林副主席来电不敢贸然作出反应。”为此，笔者走访过戚本禹。戚讲：“为落实此事，我曾打电话给叶群，询问是否确实，叶群郑重否认。她说：‘林总的秘书我管得很严，不通过我，谁也不敢表态，我们绝对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她甚至把电话记录本拿给我看。”
林副主席没有来电是事实，但军委支持赵永夫也是事实。三月初，总政要刘贤权、张江霖、赵永夫到北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刘、张是武装押送来的，两人在京西宾馆惴惴不安了十几天。赵永夫却多次在会上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说：“赵永夫表了三天功，说二月三日武装游行是他组织的，二·二三他如何指挥，如何开枪……什么功劳都是他的。中央做了记录和录音。”（1967年4月20日在青海大学畜牧医学院的讲话）在中央调查会上，叶群也说：“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的是你吧？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纸黑字，知道不知道！”
青海问题的翻转，源于中央文革的一个报告，戚本禹这样回忆：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况，只看了赵永夫的报告。但不久，来信、来访的人多起来了，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红卫兵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我觉着问题严重，就把中央文革小组《快报》组记者找来。记者按照军区报告说八·一八先开枪，八·一八在报社杀人等等。我问他：‘你在不在现场？是亲眼看到的吗？’他不敢回答。我告诉他人命关天，责任重大，要实话实说，他吓得腿都打颤，这才承认不是亲眼看到的。
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青海二·二三惨案。我们俩人商量这件事，关锋说：‘如果是林总表的态，主席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会向主席报告；如果是叶帅表的态，林总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会知道。但也许他们要报告总理。这事大了，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查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由我和关锋署名，后来文元、春桥回京，我们向他俩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署了名。报告打印后，经由陈伯达、江青转报主席。
3月11日，主席在戚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根据主席的批示，中央先后开了四次调查会。第一次是3月13日晚上，由戚本禹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参加会议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事情叙述得具体、真实。第二次是3月21日晚，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萧华参加；调查的仍是逃回来的红卫兵。戚本禹说：“这两次调查会主要是围绕主席提出的谁先开枪的问题进行的，调查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很仔细。在汇报会上，总理曾反复核对赵永夫组织专人，搜查八·一八组织的枪支、结果一无所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