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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高乐看来，第三共和国脆弱的政治体制导致了法国在二战初期惨败的根本原因。法国要想强大，要想不再蒙受亡国之耻，就必须彻底改革政党主导的政治制度，建立一个不受政党和议会控制的独立行政的政府：
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原则是议会至上，议会由全民选举产生，政府再由议会产生，只有在议会取得多数的政党才能组织内阁。英国也是议会制国家，但实行的是两党制，议会由两个主要的政党控制，两党在制定政策时，只有考虑到全国大多数的普遍利益才能在选举中获胜。负责组阁的首相一般都是政党领袖，他既控制政府，又通过政党控制议会，所以政府的权力仍然很大，政府地位比较稳定。而法国第三共和国实行的是多党制，各个政党按照选举中的得票比例分配议席。所以政党的利益和自己所代表的那个利益集团紧密联系，只要在国内有一小部分人支持该政党的纲领，哪怕有90％的人反对，它也可以得到几个议席，在国民议会中翻云覆雨。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政党能够无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大多数人的反对而生存下去，极为有利于大量中小政党的生存，而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在议会取得过半数的议席，因此只能由好几个政党联合组阁。每一个内阁总理在上台之前，都要和主要政党达成协议，由支持自己的政党来分摊内阁部长的职位。一旦政府的行为违背了某些政党的特殊利益，他们又会联合起来〃倒阁〃。所以行政权力完全臣服于立法权力，政府总理不得不在众多政党的利益之间小心翼翼的寻求妥协以维护自己的地位，如履薄冰，各部部长也不是听命于总理而是听命于各自所属的政党。这样的政府极为缺乏效率，更缺乏应对危机、进行改革的权力。任何有效的改革措施都不能推行下去，因为一旦改革触动了某个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政府就会倒台。第三共和国从1875年正式成立以来，到1940年覆亡的65年里，竟然先后搞出了102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不到七个月，创下了〃政府更新速度〃的世界记录，而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只换了20届和14届政府！
政局的动荡使政治家们把主要精力浪费在无休止的政党斗争中，无心关注希特勒上台以后急剧恶化的欧洲局势，也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戴高乐在1934年，希特勒刚刚上台不久，就出版了他的《建立职业军》，提出了建立装甲部队的设想，在法国政军两界都引起激烈的争论，但直到希特勒的数十万装甲部队从无到有，已经横扫波兰的时候，法国的政治家们还在喋喋不休，法国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装甲师。二战爆发以后，主战派领袖丘吉尔在英国上台，组织战时内阁，迅速而强有力的进行抵抗，并坚定的拒绝了德国的和谈要求。而同样是在法国，也是主战派领袖保罗·雷诺出任政府总理，但各个政党在国家危亡之际仍然念念不忘瓜分部长职务，雷诺甚至连任命戴高乐出任国防部长的权力都没有，只能任命他为国防部次长。而投降派的代表人物贝当和魏刚则在各自的政党支持下分别出任副总理和总司令。更奇怪的是，前任总理达拉第尽管由于执行绥靖政策倒台，但由于支持他的激进社会党在议会中占据了大量席位，他仍然在雷诺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和陆军部长两个要职。所以，从表面上看，〃战时内阁〃由主战派总理领导，但在一群投降派部长的包围中，雷诺实际上什么事也做不成，法国的覆亡也就在所难免了。当雷诺被迫辞去总理职务，而由投降派领袖贝当组织内阁时，戴高乐终于下定决心逃往英国。从那一刻起，他就成了〃政党政治〃不共戴天的敌人。
戴高乐坐在飞机上，回想起他所亲眼目睹的三个民主共和国的覆亡西班牙、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魏玛共和国。它们被三种不同的方式结束：内战、外敌入侵和民主投票。但在戴高乐看来，它们都亡于可耻的党派斗争。魏玛共和国确实设立了拥有实权的总统，但行政权仍然从属于立法权，只有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的政党才有权组阁。尽管兴登堡是一个保皇派、军国主义分子，但如果总统能够独立于议会任免总理的话，如果不是政党们习惯于肮脏的幕后交易的话，希特勒是不可能上台的。左派政党联合组成人民阵线能够在民主选举中获胜，但在残酷的内战考验下，却无法像他们的对手一样在一位强有力的统帅领导下作战，人民阵线内部的分裂最终导致了民主共和国的失败和佛朗哥法西斯专政的建立。事实证明，民主政体要赢得和独裁者的斗争，它也必须有一个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领袖。从制度上讲，就必须让政府首脑由人民直接投票选出，这样，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直接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议会，也不是对某一个或某几个政党负责。只有一个独立而拥有实权的国家元首才能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这个人当然应该是全民直选的共和国总统，他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也是宪法和国际义务的保证人。换而言之，只有一个总统制的共和国才会是一个真正坚强有力的民主共和国。在历史上，法国曾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国家，行政权力的滥用和独裁者的暴政给这个国家留下了过于深刻的印象，因此，让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让由按照多数原则采取行动的议会取代根据个人意志行动的国家领袖作为政治权力的核心，便成了许多启蒙思想家们用民主取代专制的良方。由于在法国大革命中，议会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在不同的时期由不同的政党来控制议会，这样，多党制的议会主导政体便成了法国民主的主要传统。它与几乎是在相同时期诞生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政体成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最重要的两种实现形式。这样一种制度，有无数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对它进行阐述和论证，通过法国人民为之骄傲的大革命的鲜血才得以建立，并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已经和这个国家的历史、荣誉紧密的纠缠在一起，要想从根本上改革它，何其难也！
他们急于要享受新的生活，而不愿去痛苦的反思是什么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蒙受了这样一场深重的浩劫。戴高乐是如此了解他的人民，他不忍心像丘吉尔那样用〃忘恩负义〃来形容自己的民族，但等到制宪会议选举结束，他收到丘吉尔的贺信的时候，局面的发展已经让他不得不承认，普鲁塔克的话确实还是正确的。
四
法国光复以后，戴高乐将他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了法国临时政府，并将其从阿尔及利亚的首府阿尔及尔迁到巴黎。在正式的选举之前，戴高乐成为了法国的独裁者，尽管存在一个临时议会，但它的地位主要是咨询机构。就其性格来说，戴高乐是一个天生的独裁者，对于权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有一件事充分的说明了隐藏在戴高乐身上的独裁者气质。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办公，听见外面喧闹无比，原来是一群学生示威造成了交通堵塞。戴高乐立即叫来警察局长，让他去把那群学生驱散。警察局长提醒他说：〃这是巴黎学生的传统，也是他们的权力，我无权这样做。〃戴高乐立刻咆哮起来：〃你当然无权这样做，但我有权命令你这样做。如果你只尊重他们的权力而不尊重我的权力，那你马上就从警察局长的位置上滚蛋！〃警察局长掂量了一下这句话的分量，一时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的权力，不过他至少知道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权力，于是很快派出数十名警力将示威学生驱散了。
戴高乐进入巴黎的第三天上午，就把纳粹占领时期国内抵抗运动委员会的二十几位代表召集在一起。在表示了他们期待的祝贺之后，戴高乐指出了国内抵抗运动委员会的命运。他说，既然巴黎已经解放，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他不允许国内存在任何与临时政府平行的权力机构。它应该合并到从阿尔及尔迁来的临时议会中去。从今以后，一切行政权力都只能由临时政府行使。内地军队将并入国家军队，由陆军部负责统一指挥。任何民兵或游击队都不再需要，必须立刻解散。并宣布柯尼西将军已经被任命为巴黎军事长官，负责监督非正规军合并到军队的工作。
一些委员听从了这些苛刻的处理办法，另一些人则激烈反对。然而，戴高乐打断了所有人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