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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镐当天被捕，夫人吴雪亚（也是中共地下人员）立即把所有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烧毁，同时通知了徐楚光同志。徐有着20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稍一分析，断定刘蕴章出了问题，立即隔断与刘的联系，马上安排“三工委”总部成员30多人，全体撤往湘鄂赣地区。一夜之间，“三工委”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下，刘蕴章慌了手脚。迫使毛人凤孤注一掷，把全部力量集中在周镐身上。
周镐是何等道行，负责审他的叶翔之有多大能耐，尽在谱中。因此，当叶翔之问他是否认识涂楚光时，周一口承认，说是湖北同乡，黄埔同学，外加打入汪伪时的同行，非但认识，而且熟得很。叶又问，最近在京沪等地与你见过几次面？周说，不下三五次，仅为叙旧而已。接下来，再问他“三工委”的事，周镐两眼一翻说，什么“三工委”，听也没听说过。叶翔之知道周镐在避实就虚，但拿不出证据，有气只得闷在肚里。就这样，反复审了几次，毫无名堂，审讯人只好把案卷退回二处，要求附上证据报核。
第二处的底牌就是刘蕴章，他虽知道周镐与徐楚光有来往，切切实实的证据却拿不出一条。再加上与他联系的共产党分子，一夜之间全部消失，到哪里去发掘新的线索，只得眼巴巴地看着立大功的机会变成了僵局。与此相反，周镐的主动性却渐趋加强，他通过家属送食品的机会，偷偷给妻子吴雪亚塞了条子，让她去找自己在特工系统中的几个老关系。接着，便有人找毛人凤说情。毛人凤碍着面子，苦于无奈，同意下达“提前讯结”的手令，并在公文上批示：“如无重大罪过，应予从轻论处，因其在抗战时曾潜伏伪方工作，系一冒险犯难之同志也。”1947年春节前夕，周镐“无罪”释放，仍然负责上海佛教训练团的工作，暗中他又与中共地下组织接上了关系。这时，徐楚光已带人远走湘鄂赣，与周镐联系的同志换成郭润身，属华中分局第六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六工委”）。周镐向郭表示，要继续对孙良诚进行策反。郭同意了，但提醒周镐，保密局明里放了人，暗中的监视有紧无松，今后的行动要格外当心。周镐牢记组织的提醒，行动十分谨慎，一直未敢前往宿迁找孙良诚。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老蒋恩赐良机。原来，老蒋听到了风声，说孙良诚有私通共军的嫌疑，于是下达手令，要周镐以暂编第25师高级参议的名义，前往宿迁调查。
老蒋的考虑，本有根据。他知道周镐在抗战时期，曾在孙良诚部当过参议，派他去不扎眼。但他却不知道，周已上了毛人凤的“黑名单”。毛人凤一见手令，拿不出阻止的证据，只得执行。1947年夏，周镐顺顺当当地前往宿迁。一见孙良诚的面，便把老蒋派他来调查的底细和盘托出。孙良诚原是西北军出身，属于杂牌，听周镐如是说，离心倾向更加明显，当即拱手求教。
周镐趁机说出了要孙投共的主张。孙犹豫了一番，也想不出别的更好的生路，最后同意了。不过，附加一个条件，那就是请中共馈赠1500两黄金，作为本部高级军官家属的转移费。
周镐回南京后，在老蒋那边尽量替孙良诚遮掩，同时还向郭润身汇报了策反的经过。9月下旬，中共华东局电复“六工委”，同意拨给黄金500两和棉花等物资，充做孙良诚部的起义经费。于是，郭润身和六工委的另一个同志前往解放区接洽黄金领取事宜，周镐又接到了蒋介石的差遣指令。这一次是他听到了孙良诚与李济深暗中勾结的传闻，要周镐再去调查。周到宿迁后，故伎重演，孙良诚惊出了一身汗，投共的积极性随之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两下宿迁，情况一次比一次好，周镐十分高兴。偏偏想不到，半路里杀出程咬金，一个叫吕祥瑞的中共地下人员（在三工委工作），在策反孙殿英部时，被保密局抓获，变节自首，交代中涉及到了周镐。1947年12月，周第二次被捕。与此同时，徐楚光也在武汉被捕。毛人风想彻底弄清楚徐跟周的特殊关系，急命湖北站长余克剑把徐楚光押到南京，关进宁海路19号2号监，然后，把周镐也弄进2号监房，企图通过窥探孔，看看他们干些啥名堂。
周、徐都是特工专家，不用开口，便知对方葫芦里埋的药。于是暗传眼神，绝不说话。叶翔之没有办法，令司法处拷讯徐楚光，要他交待与周的关系。徐东兜西绕，不吐实情。结果，审讯了半天，除了疲劳，全无收获。后来，又是在保密局几个老关系的担保下，周重新获得自由。毛人凤再次碰壁，便迁怒叛徒，军法官拟了个“密报不实，诬人陷害”的罪名，经毛人凤批准，将吕祥瑞就地枪决了。
据另一种说法，周镐的第二次获释，徐楚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徐在拷问中，承认自己是中共干部，并交代了一些关系，都是不说也知道，说了抓不着的人物，诸如邓子恢、谭震林、杨帆等等，全在解放区。按照保密局的惯例，这也算是一种“自首”。另外，徐有一个族叔，叫徐复观，是中统局的元老，抗战时专门从事八路军、新四军方面的情报工作，他知道徐楚光这个侄子，十分欣赏他的才干，一直想网罗到门下公干。这次，徐楚光被捕，出于由来已久的想法，客观上成了替徐楚光说情的人物。
戴笠时期，中统、军统犹如一只瓦罐里的蛐蛐，对上眼就斗。毛人凤执掌保密局以后，有意摈弃前隙，一见中统中有人来求自己，乐得制造个弥合裂痕的机会，答应了徐复观的请求。于是，徐楚光获释出狱，并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中挂第二组少将副组长的衔头。说是专门从事诱降、策反中共地下人员的工作，其实，是把徐软禁在太平路附近的一幢小洋房里。
这样一来，对周镐也就失去了继续关押的理由。
不幸的是，节外之祸，绵绵不绝。就在周镐获释后不久，保密局浙江站逮捕了中共华中分局的一个干部，此人供出了湘鄂赣方面的情况。湖北站长余克剑根据毛人凤的指示，布置大搜捕，抓到了徐楚光的秘书罗纳，这个像伙保命心切，一口气出卖了30多个同志，其中包括周镐。此时，保密局二处副处长黄逸公正巧去武汉检查工作，有关此案的报告尚在整理过程中，黄从余克剑口中听说了大概，十分震惊，亲自提审罗纳，罗纳所交代的情况跟余克剑所述基本一致。这样一来，徐楚光的问题、周镐的问题显然严重起来。
黄逸公与周镐私交甚厚，回到南京后，他先找到周镐，非常严肃地对他说：“老兄，这件事我也无法对上面隐瞒，你还是自己去对毛先生说清楚吧！”周镐听得懂黄的意思，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带着妻儿一溜烟奔出南京，跑到了苏北解放区。等到余克剑的报告与“人犯”完全转入局本部时，周镐已失踪多日，毛人凤眼睁睁地看着投入的巨大精力和人力付诸东流，气得要命。不久，徐楚光被秘密杀害于南京。作为一个不完整的句号，毛人凤一直耿耿于怀。
1948年底，周镐又接受组织的重托，通过孙良诚，策反第八兵团的司令长官刘汝明。在执行过程中，落入特务事先设好的圈套，第三次被捕。毛人凤把他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