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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悸尚未完全消除。于是和蒋经国、汤恩伯反复会商后，决定让总裁住在军舰上，偶尔登陆，也下榻于远离市区、四面环水的复兴岛上，四周的警卫说是由汤恩伯和毛人凤协调安排，事实上，毛人凤承担的责任更直接一些（因为毛人凤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同时还负有监视汤恩伯的责任）。
常言道：怕什么，有什么。正当毛人凤提心吊胆地防备出事时，一个瓮中捉蒋的预谋已在悄悄地进行。领导此事者，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沙文汉（化名张登），他在老蒋抵沪之前，曾通过陆久之、蔡叔厚对汤恩伯进行过策反（看来，汤恩伯与中共方面的接触，并非只是丁名楠一路），希望汤能在解放军大兵压城的时候，反戈一击，把蒋介石抓起来，但未成功。于是，又通过策反组长王亚文等，秘密串通张权，制定新的捉蒋计划。
张权，河北人氏，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北伐时当过师长，后任陆军步兵学校教务长。抗战时期，当过河南省警备副司令、代司令、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队中将总队长。抗战胜利后，受陈减排挤，仕途上渐呈滑坡之状。
但此人素与中共有来往，早在1941年，周恩来通过张治中介绍，安插王亚文当张权的秘书，一直干到1944年。1948年张权因为反对内战，辞职闲居上海。王亚文接受中共上海局的指示，同张恢复了联系。自此，张权秘密为中共工作，并以中将视察员的身份，弄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此时，沙文汉让张权出山，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其间，除了张的政治态度以外，还有许多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比如，驻守上海的吴淞炮兵司令邵百昌、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机械化炮兵团驻吴淞炮兵第51团团长刘仲权、第51军军长刘秉钺、青年军230师师长方懋楷、摩托车团团长钟勉、第182师师长王挽危等，都是张权的旧部下或老同事，如果张权能说服他们起义，计划的实施就有了相当雄厚的力量。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策反工作进展顺利，上述人员陆续表态：愿意接受张权领导，伺机起义。与此同时，王亚文也在蒋介石时常乘坐的”永兴”号军舰上物色了一个内线。
1949年5月12日，中共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沙文汉决定成立上海起义军司令部，司令张权，政委王亚文，司令部的地点设在吉祥路121号，起义时间为5月16日上午10时。按计划：驻守浦东的230师方懋楷部向解放军投诚，策应起义；驻市区的钟勉摩托车团就地出击；炮兵51团沿西体育会路向瘟藻洪、张华滨冲锋，配合解放军卡住吴淞口，夹击月浦、杨行一线之敌；李锡祐率132师进行接应，其他部队见机行事。此外，一艘与张权单独联系的军舰开到吴淞口沉船设障，使蒋军其他军舰不能出去，郑振华则利用打入空军的便利，组织力量破坏江湾机场，使飞机无法起飞。接着，张权利用手中掌握的6张通行证，亲自率领精兵一支，强攻四川路警备司令部；王亚文则争取在海军中发动，一举擒获老蒋。
5月14日，距离起义的时间只差两天，第132师的中校情报科长张贤，在接受李锡祐将军布置的任务后，获悉了起义的时间，马上向毛森告密。两天内，张权、李锡祐相继被捕，关在福州路警察局，受尽折磨，李锡祐的手臂和大腿全被打断，一句口供也没有，虽说起义的各部队长没有暴露，但预谋的计划只能放弃。
5月16日，毛人凤由澎湖列岛来上海，听了毛森的汇报，当场吓出一身冷汗，事后想想，又为自己庆幸。亏得事先已将总裁的行踪隐入秘密状态，所以，老蒋于5月7日换乘“江静”号军舰去澎湖列岛的事不为外界所知。
到时候，即使张权的计划如期实施，他们也根本捉不到蒋介石。
5月21日下午6时，张权、李锡祐被枪杀。告密有功的张贤升为上校参谋处长、代理师参谋长，并由保密局一次性发给奖赏5000块银元。可惜的是，“党国”不济，好梦难长，张贤于1953年被我公安部门捉拿归案，于1957年判处死刑。
三管齐下
在上海期间，毛人凤为了避免重蹈南京的旧辙，逼迫和绑架军政要员去台湾的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根据毛人凤开具的名单，公秘单位联手行动，确有不少高级军政官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社会贤达，或被迫出走香港，或被硬行弄到台湾，当然也有躲过去的，其中军统的“技术总教官”余乐醒就是一个。余乐醒在军统的资格，属于初创时期的那一波，他是沈醉的姐夫，当年沈醉步入军统，就是余乐醒介绍的。早先，余曾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又留学过苏联，抗战胜利后，他和过去在苏联留学时的“老关系”恢复了来往，为此还掩护过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毛人凤不知怎么，听到了一些风声，十分吃惊，特地叫沈醉探询过。这一次，毛人凤开具的逼走绑架名单中，就有余乐醒。据上海站站长王方南（原站长刘方雄去香港做生意了，王继任站长）回忆，毛人风曾对他说：“余乐醒是一个有技术的人，应该把他弄到台湾去，不能让他留在上海，被共产党利用。”不久，毛森通过侦察，掌握了余乐醒掩护共产党地下电台的证据，毛人凤随即下令逮捕余乐醒。执行任务的那天，毛森带人前往愚园路余宅，扑了个空。毛估计余可能外出，便在余宅周围布好罗网，等“鱼”落入。谁知左等右等，始终不见余回来，忍耐不住，才带人冲了进去，发现余的行李和书籍已全部搬光了。
毛森在浙江警官学校受训时，曾当过余乐醒的学生，这一回居然对余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把东西搬走都弄不清楚。为此，特务们取笑“三毛”（即毛森），说是老师对学生留了最后一手，譬如猫教老虎，但没有告诉老虎怎样爬树。但据沈醉估计，执行任务的特工中，可能有余的学生，提前通知了他。而余本人又是老手，做事都有后路留着，在他住宅后花园的围墙上，爬满了壁藤，拨开壁藤，依稀可见一扇后门，他就是从这扇后门把东西搬出去的。
相对而言，潜伏工作布置得稍稍扎实一些，具体的方式就是两次会议中提到的“双层布置”与“复线潜伏”。由于这一类活动进行得十分隐蔽，很难作出面上的统计，暂且摘录沈醉、王方南回忆中的两个片断，以窥全豹。
据沈醉回忆，毛人凤在重庆接受了徐远举的“复线潜伏”理论以后，也想在上海组建“地下军”，以实行“潜伏”与“游击”相结合的模式。当时，沈醉正好来上海领取云南站的经费，问毛人凤，尚有好多武器怎么处理？年初，沈醉曾接受毛人凤的指令，着手编练一支“行动总队”，专门用以实施“应变计划”，在中下层特工眼里，它的性质类似于德国的冲锋队、日本的敢死队，所以在抽调人员时碰到了困难，最后不了了之。于是，原先配备的美式武器便闲置起来。眼下，毛人凤有意组建“地下军”，一听沈醉说到武器，大感兴趣，马上表示就地储存起来，待共军占领上海后，再取出使用。沈醉根据毛人凤的指示，买了两口棺材，运到保密局设在南市的一个临时看守所内，叫人把棺材后面的木板橇下，改装成比较容易开启的小门，随后在稍大的一口棺材内，放入10挺汤姆生机枪与数量充足的子弹，再用长钉将棺材封死，抬到汽车上，送注停厝灵枢的四明公所，一次付清两年的停厝费。为了日后辨认方便，根据武器的谐音，他在棺材前竖一块木牌，上面写有“汤吉祥老太太灵位”几个字，意思是汤姆生机枪放在这里安全。另一只稍小一些的棺材，装入20支毛瑟和勃朗宁手枪，第二天早上送到虹桥机场附近的一个乱坟地里埋好，立上一块石碑，上镌：“小女毛玲之墓”（毛玲是毛瑟与勃朗宁的谐音）。
一切安置妥当后，沈醉叫人把附近的地形、方位、道路拍成照片，余下的武器一部分带回昆明，另一部分打包装箱，辗转托人用“德记”五金店的名义寄放在十六铺的一个仓库内。然后，沈醉把储存武器的地方连同存档的收据、照片一并向毛人凤交复。
毛人凤连夸：干得很好。
另外，据上海站站长王方南回忆，5月23日，蒋介石在“江静”号军舰上作出上海总撤退决定的当天，他与副站长王仲青接到毛人凤的电话，要他俩赶快去毛的住宅。当他俩来到蒲石路毛宅时，毛人凤正好送一个穿长袍戴眼镜的人从楼上走下来。毛人凤对那人说：“再见，要好生干，将来回来，请求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