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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巨枭-毛人凤-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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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要快,干净利落,不露痕迹”。

半夜12时左右,装满革命志士的刑车沿金河街飞速驶向新西门外十二桥处,距桥西南200米的地方停下,那是一个乱坟坝,残留着一条长50米,宽深各一米的防空壕。这里被设定为刑场,待警戒布妥,机枪架好,屠杀正式开始。那天夜里,西风飒飒,细雨渐浙,鬼魅般的特务每次从车上拉下两个人,交给4个行刑队员,挟持着拖向防空壕,先用刺刀戮杀,仍不断气,再以手枪射击。为了掩盖枪声,两部汽车同时开动引擎,加大油门,马达轰鸣声、喇叭的笛笛声,如狮吼、如狼嗥。即便如此,仍无法完全挡住行刑的声音。于是,车上有一部分同志开始奋力挣脱捆绑,撕下嘴里的棉团,用生命赋予的最后力量,高呼口号,脚踢、身撞、牙咬,与特务们展开了搏斗。

就这样,连打斗,带杀戮,行刑队员们往返16次,直至次日凌晨2时半,才全部屠杀完毕。善后的掩埋工作又延续2个多小时,到8日上午5时许。

在这批被杀害的烈士中,有中共党员14人、民盟盟员5人、民革成员3人、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6人、其他革命志士7人,他们中有:

中共建党初期的老党员杨伯恺;1926年在万县“九·五”惨案中奋起抗击英帝国主义军舰的民族英雄、老共产党员于渊;1928年参加领导绵竹暴动,打响川西地区红色风暴第一枪的老共产党员王干青;以及长期潜伏敌营、在淮海战役中率部队起义的优秀共产党员晏子良和“川西解放组”成员杜可等五勇士……

幻灭与疯狂

叙述到这里,总觉得应该对毛人凤近乎于疯狂的残暴行为作些议论:这究竟是一反常态呢(指“谦谦君子”与“刽子手”的性格反差)?还是一人千面(指性格的多样性)?究竟是本性使然呢?还是出于无奈?为此,必须再谈一谈毛人凤的“沙蟹”哲学。”毛人凤的“沙蟹哲学是于牌理中演绎出的人生哲学,所谓:“忍、等、狠”三字诀。综观毛人凤在大陆期间的全过程,自跟戴笠以来,到就任保密局局长之前,坚于“忍”,苦于“等”,是他奉行这一哲学的主流方面,“狠”作为彼此呼应的一翼,只是偶露峥嵘,基本没有引起外界太大的注意,所以那个时期,毛人凤的谦谦风范,大获口碑,甚至连戴笠都以为他有“菩萨心肠”。然而,就任保密局局长以来,“忍、等、狠”三昧的主次关系,开始出现变化,“狠”渐入主流,“忍、等”逐步退入末梢,尤其是完全取信于老蒋,并被引为心腹之后,用沈醉的话来说,毛的假仁假义,“等到他掌握了军统大权以后,才全部暴露出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这当然是与“忍、等、狠”具备的功能分不开的。“忍”是内涵,体现容让的功夫,祭起它,能避免矛盾,减少麻烦;“等”是窥伺,是以静待变,易于捕捉机会,即便很少,不错过就是成功;“狠”是出击,利于张扬气势,利于树立权威,利于彻底解决问题,不留后患。因此,当毛人凤没有力量时,根基疲软时,容忍和等待,便减少了伤害,觅取了机会,以丰满羽翼,渐至强壮。事实证明,在戴笠统治军统的时期,以及毛人凤掌握保密局大权之前,“忍”、“等”之道确实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好处。相反,当毛人凤具备力量后,特别是有恃无恐时,“狠”的一昧,又促使他在剪除异已力量和进行反共内战的过程中,树立了无可撼摇的权威,即便处在“真假保密局”共存,失却“正宗”的不利条件下,都无法改变他能够控制特工力量的事实。由此可见,“沙蟹”哲学宽泛他讲,它是一种处世哲学,适用于生存之道,讲究一个“立”字;狭义他讲,它又是一种政客哲学,着眼于取势之道,有益于谋得权位。由于毛人凤特殊的经历和身份,政治是他的主色调,所以“沙蟹”哲学于他来说,就是生存斗争中的权力之道,权力斗争中的生存之道。

这样一来,对毛人凤截然不同的评价,便可有不入懵懂的明晰。说他谦谦容让的,诩以“长者风范”;说他残忍狠毒的,竟以为比戴笠犹过之而无不及。其实,执其一端,是偏颇;不分主次,不注意过程,不承认对立面的统一,同样也是偏颇。就拿毛人凤在大陆最后的一年来说,形容他狠如豺狼,毒如蛇蝎,应不为过,尤其是在行刺屠杀的活动中,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究其原因,从“沙蟹”三字诀的逻辑中寻找理由,无可或缺;但仅仅局限于此,未免有肤浅之嫌。我们觉得:源于个性找特殊不错,超越个性往深广的底蕴上发掘更好。分析这一时期的毛人凤,既要从普遍性着眼,又要从他的特殊性来看。【wWw。wRsHu。cOm】

那么,什么是普遍性呢?我们以为至少有三点:

首先,政治斗争的白热化,使得敌我之争进入了空前残酷的阶段。这里的政治斗争白热化,就是指蒋介石独裁政权与人民民主政权之间的斗争,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尤其是三大战役以后,新生的人民政权日益强大,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南挺进,而国民党内部则分崩离析,蒋介石陷于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绝境之中,出于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的本性,他必然无法摆脱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历史逻辑,而在这个过程中,捣乱取胜的可能性越小,对革命力量的仇恨就越深,反扑报复的行为就越疯狂,越丧失理智,或许这就叫“困兽犹斗”吧。蒋介石的这种定势,无可避免地会传播给周围,从而使残忍狠毒成为一种群体行为。前几章,我们已经摆了不少材料,说明毛人凤受这种定势的影响,逐渐变得疯狂和丧失理智的事实。比如,卢汉放掉了“九·九整肃”的被捕人员,毛人凤自说自话地命令沈醉再把这些人抓回来杀掉。又如,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前,有人提出是不是把两个婴儿留下来的时候,毛人凤厉声斥责:“养大了让他们来报仇吗?”等等,不一而足。

其次,顽固的反共立场促使他坚定地站在与人民政权对立的一面。有一个例子很典型。1949年8月13日,在香港的国民党中委、立委、监委等44人发表宣言,表示与蒋介石政权决裂,有个叫牛惠清的也在其例。此人原是军统的大特务,后来当上了立法委员。不久,香港方面有情报传来,说是参加通电起义的大多数人都接到北京方面的邀请,去北京共商国是,牛惠清却没有收到,颇有进退维谷的恐惶。毛人凤听了如获至宝,马上向蒋介石汇报,蒋深以为然地指出:“我过去向军统特工们训话时就说过了,除了跟着我反共到底外,当过特务的人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共产党是一定要清算的。”毛人凤忙把这一指示用特急电报的形式分发各单位,要求尽快传达。当时,他正在昆明指导“整肃”,老蒋的这段指示便由他亲自传达。据沈醉回忆,毛人凤在传达老蒋这段指示时,畅谈了自己的体会与决心,最后还激昂地领着大家振臂呼喊了拥护蒋介石、反共到底的口号。

再就是与日俱增的幻灭心态,加剧了残暴行为的疯狂性。毛人凤争到保密局长的地位,并且获得蒋介石的完全信任,凭一个无资无历的白身是十分不易的。也许正是这份珍惜,才使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衰败更加痛心疾首。毛人凤这个人十分迷信,总隐隐约约地觉得是命运的安排。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毛人凤突有感悟——党国之所以迅速败亡,毛病便出在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上,这就是象征,象征国民党被共产党包围,最后“满地红”了。他把这个想法跟潘其武一讲,老潘大表赞同,说是要改变恶况,必须修正国旗,最好是全部的青天白日,当中一点红,那样就是国民党包围共产党了。这类话,关起门来说说可以,真要堂而皇之地作为一个提议,一定会被人嗤为荒唐。但摆在心里,毛人凤是相信的。因此,幻灭心态便与日俱增,反映在行为上,鱼死网破之类的毁坏欲也与日俱增。就拿11月14日炸毁广州海珠大桥来说,完全是不计后果,无视生命的疯狂行为。当时,一声巨响,横跨珠江的海珠铁桥崩塌,车辆毁坏无数,行人死尸狼藉,附近河面上沉船多艘,桥边的店铺震塌数十间,死伤近千人,死者的残肢断体垂挂在树权上,浮在水面上,惨不忍睹。

其实,囿于上述三种原因中的党国政要,何止毛人凤一人?但毛人凤之所以是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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