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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落网，包括保密局的“王牌”行动专家朱山猿。再加上，受感召起义的，畏于强大的人民政权自首的，以及因揭发或牵连相继暴露的，几乎耗损了毛人凤精心布置的大部分潜伏家底，迫使毛人凤在“显示力量”的行动中，过早地动用“潜伏第一，行动第二”的长线力量，损失可谓惨重至极。
鉴于上述情况，从1950年5月起，毛人凤开始向大陆投入新的潜伏力量，总的看来，效果不佳，“寿命”也短，基本上都于当年被公安部门破获。其间，“保密局苏浙特别情报站”覆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保密局苏浙特别憎报站”是作为宁、沪、杭潜伏力量遭受重创后为补缺而成立的，站长是原淞沪杭警备司令部上海巡察队长，老牌军统分子封企曾。1950年5月，封开始向上海切入，先头部队是他的助手顾学明，携带一部电台，藏匿在南市中华路协昌商行李锦春家里，随后又混入江浦路兴隆记渔行码头，准备迎接后援。6月，苏浙站行动组长刘锦田，从泉州绕道来上海，按事先的策划，佯装自首，独自去了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的接待室。可惜此人不擅长玩假，三言两语露了破绽，只听对方大喝一声：“刘锦田，你不要再表演了！”当场吓得撒汤，把顾学明供了出来，于是顾学明落入法网。
审讯中，顾、刘不清楚封企曾的行踪，线索到此中断。其实，封已潜入上海，与潜伏特工胡秀叶接上关系。胡是毛人凤的“长线力量”，由于急需重建苏浙站，迫不得已派了用场。当时，封不知道顾、刘已经出事，嘱令胡秀叶去南市李锦春家联络，被守候的公安人员抓获，终于弄清了封的下落。
当年7月底，封企曾在杨浦自来水厂门口被捕，战果由此扩大，整个苏浙情报站20多人，潜入上海不足三个月，全军覆灭，同时，还搭进了几个“潜伏第一，行动第二”的长线人员。
另外，鉴于敌特分子的猖狂，中共方面加强了打击力度。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接着，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一场全国性的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就此拉开序幕。这次运动舆论开道，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启发引导，提高觉悟，广大群众积极起来控诉、检举反革命活动，自觉协助有关部门捕捉反革命分子，取得了辉煌的战果。1950年以后，台湾方面“大陆工作”的重点，逐步由内地转向沿海，“显示力量”过程中的损失惨重，以及由此引发的连动效应是促成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复职伊始
对外，蒋介石不惜血本地“显示力量”，对内“尽快复职”的活动也在紧锣密鼓中。1950年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请蒋介石早日恢复行使总统职权。2月25日，监察院提出弹劾李宗仁案。3月1日，蒋介石正式举行“总统”复职典礼，终于完成了名分与实权的统一。
两年前，蒋介石首任总统，曾以饱满的热情布施过一个大希望，迎来的却是不堪回首的惨痛失败。如今痛定思痛，下决心湔雪过去的错误，彻底改正作风与领导方式，因此上台伊始，便决心大力推行“整肃”，从此开创“新的历史”。整肃的范围十分宽泛，涉及整个党、政、军、民，但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即“保密防谍”、整党、整军。
所谓“保密防谍”，其实是“剿共”的延续与变怀。从当时的形势看，蒋氏政权龟缩一隅，国际上陷于孤立，军事上濒临绝境。4月份海南岛丢失，5月份舟山易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锋芒直逼孤岛，台湾上下一片惊惶，于是从困守片土，争取国际支持的战略需要出发，必须把反共的政策贯彻到底，方式当然不同于大陆时期的“剿灭”，而是以防谍、破共、肃清为主要手段。因此，作为一以贯之的反共政策，“保密防谍”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即延续）；就达到目的的方式而言，“肃清”也是“剿灭”的一个变体。
所谓整军，主要以清算军事上的错误，整肃失职高级军政人员为主要内容。由于军事上是大失败，带来的必然是追究中的大株连，几乎人人都成罪臣，遭殃最重的莫过于当年宠誉最多的“黄马褂”们，后来由于美国人的插手与蒋经国的崛起，曾经代表一个时代的“黄埔系”，就此被逐出主流，不再“辉煌”。
所谓整党，也就是老蒋倡言的改造党务。为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党务改造案》，此后，老蒋指定陈诚、蒋经国、张其昀、谷正纲、郑彦棻等16人为“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自任主席。改造的宗旨是：
重振精神，改正作风，清除不坚定分子。内容有：“党员归队”，“党员整肃”，“刷新党政关系”等等。
整肃运动一经开展，蒋介石实行决心之坚，推动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个过程中，蒋经国作为“新兴”力量的代表，已经初成气候。先是3月间，老蒋撤销了“政治行动委员会”，以“总统府资料室”取而代之，资料室主任由蒋经国担任，总揽国防部保密局、内政部调查局（中统）、国防部二厅、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宪兵司令部等单位的情报工作。7月里，国民党组建“中央、改造委员会”，蒋经国担任中改委委员。此后，他又挂职“国防部总政治部”，担任主任，真可谓：身居要职，横跨党、军、特（工）三界。
保密防谍
在全部“整肃”过程中，毛人凤的“建树”主要表现在“保密防谍”上。
当时，岛内的特工部门有个粗疏的分工，保密局侧重于侦察，主要负责对大陆的情报和行动；内政部调查局主要负责岛内的情报工作，应对“保密防谍”多负一点责任。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无论是侦破力量，还是实际效率，保密局都大大地胜过调查局一筹，成为蒋记特工组织中内外贯通、一枝独秀的部门。
对付中共地下人员，毛人凤有十多年的经验，算得上是岛内数一数二的老道高手。眼下，为配合“保密防谍”，他指使保密局的“法棍子”，拟了两个法令，经者蒋批准后颁行。一个是《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全部15条，规定对所谓“叛乱者”、“匪谍”、“知情不报者”给予严厉处罚，从罚金、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到死刑。条例还规定：台湾的部队、机关、学校、社会团体等各个单位，都要实行联保，共同防范大陆势力入侵，如发现有中共地下人员，任何人都必须检举告密。另一个是《叛乱惩治条例》，一共13条，规定：凡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起义和地方发生的罢工、罢市、罢课等，均属于“叛乱”行为，可视其危害的程度，对参加者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其实，挟大陆疯狂屠杀之余兴，台岛内的清共活动仍然是腥风血雨。台北市郊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成了大肆屠杀中共地下人员与民主进步人士的刑场，每天都有枪声从那里传出，《中央日报》也连篇累牍地发表类似“匪谍”某某等数犯昨日伏法的报道。后来，外部形势日益吃紧，特工组织为造成心理上的威慑气氛，时常在台北市中心区行刑，有的根本不经过“司法程序”，使用原始残酷的手段予以处死，包括装在麻袋里沉入海中。
当然，毛人凤颇感得意的还是亲自主持破获的几起中共地下组织案。收获大的有——对中共台湾省工委的破获，时为1950年春，保密局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前，蔡经不起拷讯，自首变节，出卖了大批同志；此后，保密局又发现“共谍”线索，毛人凤亲自布置，抓获了在苗栗县山区坚持斗争的新台湾省委书记陈福星，由此被捕的中共地下人员不下400，大多惨遭杀害。蒋介石认为这两起大案，是到台湾后对中共力量最严重的打击，赞之为“成绩”超过大陆时期的任何省份。除此两处，1950年内保密局破获的还有所谓“中共总潜伏组织案”、“苏俄间谍组织案”、“第4兵站总监通共案”等十余起，其间比较出名的是所谓“吴石通共案”。
有关“吴石通共案”的说法较多，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保密局在侦察中共台湾省工委的活动时，发现“国防部”参谋次长、位居中将的吴石与该组织联系频繁，遂以从事间谍活动罪将吴逮捕，并公开处决。另一种认为，吴石是蔡前出卖的，与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的联络员朱枫一道，以“共谍罪”在台北街头惨遭杀戮，时为1950年6月10日。但近来又有章盂杰先生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