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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惊骇的是，在“肃静”、“回避”牌后，那由各方官员致送的密密麻麻的挽幛和挽联，而迎头一幅最为高大的挽幛上，大书“风范长存”四个斗字——这是万历皇帝的御笔，也是张府的最大荣耀。
在一座座亭台后面，先是笙箫铙钹，吹吹打打的和尚、尼姑、道士在诵经念咒，接着是身穿诽色袍子的四品以上的文官，身穿青袍的五品至七品的各地要员，以及顶盔带甲、穿着戎装的武官和身穿绿袍的八品以下的各等官吏……
多少年后，江陵的遗老遗少还会带着无比的荣光和自豪告诉他们的子孙，自己年轻时曾有幸目睹过多么盛大浩荡的一场殡葬——那是江陵空前绝后的葬礼啊！
当年六月，张居正回朝。北京城外，司礼太监何进代表皇帝，偕同百官郊迎。两宫太后也各派大太监李琦宣谕慰劳。可以看出，此时年轻的皇帝和两宫太后，对张居正的信任和敬仰达到了高峰。这年秋天，张居正的母亲赵氏来到北京。不久她就被宣召进宫与两位太后相见，加恩免行国礼而行家人之礼，并赠给她各项珍贵的礼品……至此，张居正以及整个张氏家族的荣耀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多少年后，有史学家指出：在接受这些信任和荣宠之际，张居正母子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皇室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当张居正去世之后，这种情谊反而变成一种灾难而落到他们全家的头上了。
第四章 追踪玄宫隧道
发掘帷幕在定陵拉开。
夜空中突然一声巨响，引起了意想不到的骚动。探沟深处，一块小石碑指出了地宫隧道的方向。玄宫隧道里，终于找到了通往地下宫殿的钥匙——
地宫入口与隧道门
在原始社会时期，自从人类的心中产生了灵魂的概念之后，死后的墓葬就被看得越来越重了，但还没有永远祭祀的意图。由于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人们便认为，死者虽然离开了人世，但灵魂尚存，只不过随着躯壳去到另一个世界而已。这些不死的灵魂，还能回到人间降临祸福，因此，人们对死去的祖先除了存有感情上的怀念之外，还盼望他们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过美好生活，并对家族的后人加以保佑和庇护，这就自然地形成了一套隆重复杂的埋葬制度和祭祀崇拜礼仪。这一发展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其事实与结论不仅从历史文献上可以看出，在中外考古发掘中也可以得到验证。中国几十年考古发掘的墓葬遗址，证实原始社会的母系、父系墓葬都没有发现过封土或标志。只是在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文化氏族墓葬中，曾经在人骨附近发现有一块小石板，似是这位死者墓内的标记，但却不能作为墓上的标志。在夏、商的大规模墓葬中，也尚未发现过巨大的封土和标志。河南安阳的殷墟，自盘庚迂都于殷之后，作为殷都近三百年之久，而奴隶主殷朝帝王生前虽然穷奢极欲，但他们的王陵到现在在地面上也很难看出迹象，即便是后代有所破坏，也不至于不留一点痕迹，可知这时还处于不封不树的阶段。正如《礼记·檀弓》所载：“古也，墓而不坟。”“凡墓而无坟，不封不树者，谓之墓。”
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周礼·春官》上曾载：“以爵为封丘之度。”这也就是说，按照官爵的等级来定坟头封土的大小。春秋战国之后，坟头封土逐渐高大，形状好似山丘，因此有人把墓称为邱。如赵武灵王的赵邱、燕昭王的昭邱即是实例。
从考古中得知，在墓顶之上要垒土成坟、植树做标，这与奴隶制度的完善和经常需要向祖先的鬼魂祈祷、祭祀有关。殷人尚鬼，凡事先要祈告。除向天神祷告之外，向祖宗先王祷告也是一项重要的制度。
为怀念祖先而在墓前拜奠，也需封土、植树作为标志。《礼记》上有一段孔子寻找他父母之墓的故事，说明了封土坟头和植树作标的重要性。孔子三岁时，父亲就撒手归天了。孔子长大成人后，要想祭把一下他的父亲，却找不到墓地所在。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辗转数月方找到。以重“礼”著称的孔子，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于是便在父亲的墓上培土垒坟，作为标志，以便经常前来祭祀悼念。墓土垒坟可能在孔子之前就已出现，但人们常以孔子的故事作为封土坟头的起源。
帝王陵墓发展到明清时代，布局、建筑形式趋向定式，封土都采取宝城宝顶的形式。两朝三十多个皇帝和上百个后妃的坟头，都为宝城、宝顶。其建筑方法是在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填土，使之高出城墙成一圆顶。城墙上设垛口和女墙，宛如一座小城。城墙称之为“宝城”，高出的圆顶称之为“宝顶”。这种宝城宝顶和前方的明楼构成一个整体，不仅突出地显示了陵寝的庄严肃穆，也增强了建筑艺术效果和神秘气氛。
明十三陵中的宝城形制，共有四类形体组成：景、裕、茂、泰、康、昭、庆、德八陵，明楼下面既设券洞，券洞后边又设月牙城，月牙城的后壁，即是琉璃屏。长、献二陵明楼下面虽然设有券洞，但其后面没有月牙城，因而看不到琉璃屏。尽管这十陵在形制上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宝城不是伪装的话，宝顶之前、明楼之后就是通往地下宫殿的隧道口，其准确位置当是在琉璃屏之前。
除思陵属于特殊情况外，永、定二陵明楼之下，既无券洞，其后更无月牙城和琉璃屏。它的形制明显地告诉研究者，其地宫隧道不在明楼之后而在别处。因为明楼高大沉重，为了牢固起见，所以在明楼底下未设券洞。既然没有券洞相通，后面的月牙城和琉璃屏便无存在的必要，但无论如何变化，定陵地宫的入口一定直冲明楼，只是隧道口要设在别处。而宝城的墙皮脱落之处，作为通向地下宫殿的隧道口已成定局。
1956年5月18日，一辆大卡车载着行李、床板、桌椅、锅碗瓢盆和炉灶煤炭等生活用品，还有铁锹、镐头、竹筐、扁担、绳子等发掘工具，来到定陵南边一华里的昭陵村，在一个姓陈的社员家里安营扎寨了。随车来的除赵其昌之外，还有一位两鬓布满银丝的老人，这就是在考古研究所专门负责带工发掘、整理修复出土器物工作的白万玉。在此之前，白万玉的姓名虽已列入发掘队之中并任副队长之职，但因忙于日常事务，未能参加陵墓的勘察。在决定试掘定陵之后，赵其昌便找到夏鼐说：“夏先生，你看这样一座大墓，我一个人领导……”言外之意，是想让白万玉尽快入队。夏鼐心领神会，对赵其昌下保证：“白老现在河南下田野，定陵一开工，即刻调回来，前去定陵工作。”
今天，这位在年轻时就跟随安特生和斯文·赫定等考古前辈到西域探险的老人终于来了。无论是赵其昌还是其他队员，对新中国进行的第一次皇陵考古发掘充满信心。当天下午，发掘队在定陵的宝城内侧，即与城砖脱陷处相对应的地方，作出了先开一条探沟的计划。在伸向明楼背后的方向，测好位置，钉上木桩，拉上绳子，立上木牌，墨书大字“T1”，表示第一探沟。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第二天破土动工。
这个计划的产生，主要是从保护陵园的安全来考虑，陵园之外是一片荒野，因此才越过城墙在园内开沟。然而，正是出于这个看似重要的考虑，才使埋藏在城墙券门里边的一块对发掘工作具有重要指示意义的小石碣，未被发现，使挖掘工作走了弯路。
第二天清晨，赵其昌、白万玉率队来到现场，同时，来了38名民工。民工是从附近村中抽调来的。白万玉向他们简单地说明了发掘定陵的目的和操作规定，并要求在未打开地下宫殿之前，保守秘密。这番话，使本来就对皇陵十分敬畏的农民，心中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以至后来终于出现意想不到的骚动。
上午7时正，38名民工和发掘队员到齐，分成3队，昭陵村刘怀珠，裕陵村许崇仪，黄泉寺郝喜文分任队长，3队民工手拿铁锨、镐头列队而立，献陵村32岁的社员王启发自告奋勇担当起民工队大队长，分管三队的挖土、担土、运输、散土等等。赵其昌拿起相机，拍下了动工前的第一张照片。白万玉一声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