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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了解，此时的郑妃已透彻地看清了作为一个异性伴侣所能起到的作用，应该怎样以自己的青春热情去填补皇帝精神上的寂寞。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惟独郑妃是那样的天真烂熳、无所顾忌。她敢于挑逗和讽刺皇帝，同时又能聆听皇帝的倾诉，替他排忧解愁。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在精神上，她已经不把自己看成姬妾，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她不但不像别的妃嫔一样跟皇帝说话时低首弯腰，一副奴才相，反而公然抱住皇帝，摸他的脑袋……这种“大不敬”的行为，除她之外，是无人敢做的。也正是她表现的不同，万历才把她引为知己而备加宠爱。不到三年就把她由淑嫔升为德妃再升为贵妃。
有的《明史》研究者曾认为：多少年后，首辅申时行辞职家居，回忆起在他担任首辅的八年中，曾经看到万历皇帝有过精神焕发、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与行为。尤其是在1585年张居正一案落实后，郑贵妃生下儿子朱常洵之前的几个月，皇帝对首辅申时行提出的治国要求，总是全力以赴地大加支持，并热心参与各种典礼。在形式化的帝国制度中，表面的支持即是实质的参与，它足以策励群臣百姓勤俭笃实，挽帝国于危难。皇帝的这番作为与他和郑贵妃邂逅相爱有无关联，申时行没有提及，但有一点可清楚地看出，在郑贵妃的儿子常洵出生后，随着“国本之争”的开始，就再也见不到皇帝的这种作为了。
无论是从申时行的回忆还是明代资料中，都可以见到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例。
1584年入冬以后，京都出现干旱，尤其是到了春夏之交的季节，干旱越发严重，以致河流干涸、麦禾枯焦。在各个地方官员向天求雨而无结果之后，皇帝决定亲自到天坛向“天父”求援，以向普天之下表示他关心民众苦难的诚意。
按照先朝的规定，万历三天前便开始斋戒，并在宫中奉先殿默告祖宗，给上天写一封十分虔诚的求援信，署上“臣朱翊钧”，先一日送到南郊坛庙。
5月16日，旭日东升，光华万里。万历皇帝穿戴整齐，由皇极门开始步行，百官则在大明门列队以待。
京城百姓多年来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庄严而朴素的仪式。皇帝一个人健步走在前边，后边跟随的是首辅申时行和六部大臣等，而文武官员各两千人则列成单行两两相对，浩浩荡荡，和皇帝一起向天坛进发。包括皇帝、文武百官和宦官，一律身着蓝色布装，只是领部和下缘以黑布镶边，平日的金银玉带此时全被牛角带所代替。
以前“肃静”、“回避”的严规由于皇帝的圣谕而被取消，人们聚集到街旁，为一睹天颜而感到幸运。相貌端正、脸圆须短、身材略胖的年轻天子，以如此虔诚的姿态迈着稳健的步伐向前走着，使目睹者无不为之动容。
而此时，最激动的恐怕要数皇帝本人。张居正不让他练书法他感到不快，母亲不让他出游嬉玩他感到委屈，而宦官冯保的监督与挟持令他愤怒。今天，他才真正从张居正死后的怅惘和茫然中解脱出来，爱他所爱，恨他所恨，去干一个皇帝应该干的事业了……他感到惬意、骄傲与自豪，同时生发出一种“临泰山而小天下”的博大之情。从前的胡闹与冲动和如此伟大的壮举比起来显得多么可笑和幼稚，昔日的调怅与悲凉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天地如此广阔，世界如此博大，面对这广天阔地，作为一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应该干一番辉煌而壮烈的事业！可惜这念头只在这十里之遥的路上产生过，以后他再也不愿创造这种机会去鼓舞自己、激励臣民了。
天坛的圜丘是万历的祖父世宗皇帝1530年修建的。万历在这座与天地沟通的建筑物的同心圆最下二层石阶上跪下来，点燃香火，朝天叩头四次。文武百官则列队站在西墙之外，随着赞礼官在昭亨门的传赞，百官也依然跪拜如仪。
这一天，万历皇帝的情绪异常高涨。当仪式结束，宦官们把御轿抬到他面前时，他却坚持同百官步行回宫。而这时恰好烈日当空，光焰似火，致使那些第一次受此劳苦的大臣们感到困苦不堪。到大明门后，队伍刚解散，就有一位兵部主事迫不及待地从袖子里抽出折扇，使劲挥动。虽然此时礼仪已经终止，但如此的不能忍耐仍属失仪，值班御史报告上去，其结果是这位倒霉的主事被罚俸半年。
申时行侍奉皇帝到皇极门，然后叩头退下。临行时他向万历致以慰问，万历答称：“先生劳苦。”这时候首辅固然既饥且渴，极度疲惫，但相形之下皇爷则更为劳累，他还要到奉先殿去向列祖列宗祭拜，尔后还要参见慈圣太后。
万历步行祈雨，是迷信的驱使，还是出于维系人心？恐怕连皇帝本人也难以解释清楚。但有一点不能忽视，当一个人处于困境之时，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哪怕它极为渺茫，他也要把它当作精神上的支柱与寄托。皇帝躬亲求雨，不论是出于何种动机，这种虔诚的态度和奋进精神，最低限度地表示了他对一切尚未绝望。希望源于失望之中。他的挣扎、他的自责，以及他对臣僚所作的爱民训示，都可以安慰人心。既然我们的封建王朝一向认为精神力量超过客观实际，那么，这次求雨即是作为皇帝克尽厥职的最高表现。
在万历祈雨不到一个月的6月25日，一场甘霖突降人间。最初是雨中带雹，旋即转为骤雨，雨势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方才停歇。万历当仁不让地接受了百官朝贺。他由衷地感到骄傲与自豪。在以后的若干年内，即是他再想做出这样激动人心的事，也身不由己了。
国本之争
在中华帝国，一个注定要当皇帝的小孩子生下来后，便不是被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神奉养起来。他一旦登上宝座，便成为权力的象征，神的化身。他拥有一切，主宰一切，而恰恰也是出于同一原因，他又成为整个帝国最不自由和最不幸的人。他的一切行动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以便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行为准则和榜样。为此，朱翊钧的母亲常常在他睡眼朦胧时催他去举行早朝，张居正要他读那些枯燥无味的书，群臣也不止一次地用祖宗的规范去劝谏他。麻烦的是他也是一个“劣根”未除的“凡夫俗子”，和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因此，当他临朝重复地看着臣下做着早已烂熟的动作，朝他日复一日地跪拜行礼时，当他退朝以后只能冷冰冰地厮混于六宫佳丽之中，看着他早已习惯而且千人一律的期待神情时，他生活上的不自由、精神上的空虚便可以想见了。尤其是，像他这样一个面对边疆危机四伏、朝政日益腐败而又无能为力的王朝后代，有什么办法能够寄托他的感情呢？
无论当朝和后人对郑贵妃作何评价，但她的聪明机灵、善解人意却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女人，既然已被推上这个凄壮的祭坛，那么这个祭坛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会教她必须倾尽生命的本能与才华，去作殊死一搏，以便尽可能地获取上苍的恩宠，除此别无选择。但是，这个帝国制度却容不得她对命运的把握和抗争。1586年，郑贵妃生下儿子常洵。由于万历对王恭妃和郑贵妃的待遇不同，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由此揭开了帷幕。
郑贵妃对于生下常洵后被万历册封为“皇贵妃”感到毫不意外，她认为以她和皇上的亲密关系，获得这一荣誉并不过分。册封之前，万历要预先公布礼仪以便有关衙门作必要准备。消息传来，就有一位老臣提出异议：“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郑贵妃仅为皇三子（另一位皇子不知生者为谁，史书无记载）的母亲，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颠倒。这一异议虽然引起万历的一时不快，但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册封典礼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的导火索，导致了此后数十年皇帝与臣僚的互相对立，而且涉及到整个帝国的安危。
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的仪式是极其隆重的。首辅申时行和定国公徐文璧，在身穿龙袍正襟危坐的万历面前，接受了象征权力的“节”，然后在礼官乐师的簇拥下，来到左顺门，两人以庄严郑重的态度把“节”和“册”交给早就恭候在门口的太监，最后再由太监送到郑贵妃手中。在这隆重的册封仪式上，当郑贵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