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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在灯市口马路上突然遇到夏鼐所长——我的业师。他说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要筹备一个全国文物展。随后问我情况，我如实以对：“我还没有解放，正在单位挖防空洞，劳动改造。”他说：“很好嘛！还在挖土，没离开老本行呀。”问我定陵情况，我摆摆手说：“这一行不干了！我现在练就了一把好手艺，设计、画图、起券垒墙，样样能干，以后改做瓦匠了！”他笑着说：“按古希腊的谚语，你能盖房子，再种些树，我看还是个好公民嘛。”看得出他是有意在安慰我。
夏所长有个习惯，平时同他谈话，他总是随走随说，在办公室里，也是我坐着说，他来回走动，边听边说。这一次却一反常态，我们在马路边相对站立，足足二十分钟，没说上几句话。我把他提着的一捆蔬菜放在自行车筐内，并肩而行，一直走到干面胡同他的宿舍，路上我们竟没说一句话。事后，他把询问定陵发掘报告的信函递给我，有国内的，更多是国外的，厚厚一叠。有询问，也有讥讽、挖苦，甚至口出不逊，令人难以忍受。我也把收到的询问信送他看。他不再走动，静静地坐着，一语不发。我已经理解，为了这未完成的皇陵工程，他所承受的压力该有多大。没想到一部发掘报告的分量，竟是这般沉重！
王岩和我把整理定陵发掘报告的工作计划、编写提纲拟好之后，送夏所长过目，顺便讲了个意见：定陵出土器物中丝织品最多，多年没作整理，保存又不好，这一次想仔细整理，留下个详细记录，绘出细致图样，使今后的研究工作不再去触动原物，以减少损坏。他很同意。请他估计个时间，以便掌握进度。他沉思很久说：“定陵挖了两年，那是日夜赶工的，照那样干法，几千件东西整理起来，也许比两年要长些，你们看两年半行不行？”临行时，他又补充说：“所内的技术力量你们随时用，下田野的可以调回来。我只希望能快点完成。”实际情况比我们共同估计的要复杂得多，夜以继日，足足干了五年才完稿，送他过目时，时间超出了一倍。我们很感不安，而他却平静地说：“我了解，实物腐朽严重，不容易整理，你们尽力了。”稿子交到他手不久，谁又想到，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身兼国外六国院士的一代考古巨匠，却与世长辞了。
定陵发掘之初，他并不赞成，确定发掘之后，他却是具体指导者，无论是初期的发掘工作还是最后的发掘报告，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在和他的遗体告别之后，归途中我默默地想：与其他发掘委员相比，也许他还算幸运的，虽然没有看到发掘报告最后成书，总算看到了完稿，自始全终，在发掘委员中他是仅有的一位。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吴晗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市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主管文教事业，我的原单位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为他直接领导（后属文化局）。他又是历史学家，明陵发掘的发起人之一、发掘委员，对发掘当然关心备至。1958年初秋，我下放前夕，《考古通讯》要公布“定陵发掘简要报告”，责任编辑徐元邦坐等索稿，我连夜赶写“简报”上半部，打电话报告吴晗，问他是否过目。回答很干脆：“简报稿子我不看，我只望你抓紧时间早日完成正式报告，我要看正式发掘报告。”我低声答应。他哪里知道，我第二天就要离开定陵，下放劳动，我不愿告诉他。此一去何时回京，能否回来，不能预料，正式报告的事我却冒然答应下来，真是糊涂之至，心中十分不安。
吴晗逝世10年之后，即1979年，“三家村”冤案平反。1984年是吴晗诞辰75周年、逝世15周年，生前他曾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学会事前筹备开纪念大会、出版《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他原为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建“晗亭”届时揭幕（邓小平题字），学会理事分工，我承担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吴晗纪念展览”。布展期间，我从定陵取来几张照片，放大展出。开幕前夕，吴晗的胞妹吴浦月来了，面对照片，问我当时情况，我极力按捺住激动的情感，尽量把话题扯开：大约在1957年前后，吴晗要出访埃及，特地来到定陵，问我要不要带回一点关于发掘金字塔的资料。我告诉他这类资料图书馆可以找到，从定陵出土器物看，急需一些国外对出土文物的修复、保存等书籍。此后不久，他陪同驻埃及大使陈家康夫妇到定陵参观，顺便将厚厚一本修复文物的英文书交给我。我试译了其中的重要章节供参考，挺费力，没译完就放下了。说到这里，我把吴晗与陈家康夫妇的合照指给吴浦月，她一直默然不语。我又讲述了一些多年来吴晗关心北京文物考古的事例，她仍然默默不语，后来我讲他关心定陵发掘报告以及多次指点我读书记笔记的情况。讲述之间，也许无意中流露了我的深切怀念之情，万万没有料到，她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紧紧抱住我嚎啕大哭起来，我一时茫然，不知所措。
事隔不久，《吴晗传》作者之一王宏志来找我，说要补充一点吴晗与北京文物和定陵发掘的史实。当时发掘报告正在编写，尚未完稿，一提定陵这块心病，我又哽咽起来，谈话无法进行。我们是先后同学，也许他不会怪我失态。没过多久，侯仁之教授介绍美国人马紫梅女士来访，她也要写一本英文本《吴晗传》。事先约好时间，我有了一点心理准备，谈了一些吴晗关心北京文物事业的例子，她满意地走了。然而就在送走马女士之后时间不长，吴浦月也带着无限悲伤和遗恨，寻找她的胞兄去了。我满怀悲痛之情参加了她的葬礼。
定陵发掘报告久久不能问世，师友们偶尔问及原因，我也讲述一些情况，做点解释，自然也流露一点情绪。有的同行知道一点内情，冲着我说几句歇后语发牢骚：你不就是拉磨的驴吗，报告写不写关你屁事，咸吃罗卜淡操心。他的意思很清楚，安排不安排整理发掘报告，有领导在，你，小干部，是“小驴拉磨”，听吆喝的。有的师长劝我：既如此，你可以考虑写一篇“备忘录”，在《考古》杂志上刊出，至少可以取得国内外同行的谅解。发掘期间，工作记录之外，我也零星地记了些日记，以备查考。但“文革”中大都丢失了，时间、地点、人物记不大清，“备忘录”不好着笔，一直没有写。现在好了，发掘报告出版，一代皇陵工程终于最后结束，我如释重负，再也不用“备忘录”了。
行文至此，本可结束了，但猛地想起，热心的读者也许关心多少年前那支工作队的去向，所以应该再唠叨几句。
白万玉，据他讲，“卢沟桥事变”后曾在他的老家张家口尤关县干过一阵游击队，跟日本人狠打过几仗。除去这段时间，他一生都在干考古，大家尊称他“白老”。定陵发掘没有星期天，两年多他也就在探沟和地宫中度过。他田野经验丰富，尤其长于修复器物，可惜工作队结束过早，没有发挥他的专长。回到考古所，不久退休，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又请他去讲过器物修复课，也带过同学的野外学习。他无子嗣，记得螟蛉子在电车公司工作，我去找过，却无结果。对于中国早期的考古调查，河南、陕西、甘肃以及解放前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内蒙、新疆之行，他都有过详细的讲述，我也作过详细笔录，如能整理出来，对他应是个纪念。
于树功本是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秘书，工作队初建，他担负了一切行政事务，安排就绪后，又回到文物组。他是中共天津三位建党人之一于树德的弟弟（另二位是李锡九、江著元），青年时代与先烈李大钊有交往，送莫斯科学习，与乌兰夫、伍修权等同届。日本占领东北，回哈尔滨做情报工作，被告密入狱，判死刑，又改无期。几年之后，他竟说服了留学日本的青年狱医赵公民（解放后任吉林省卫生厅厅长，死于“文革”），结伴出逃，成为日本监狱内重犯逃脱仅有的一例。曾入煤窑，隐姓埋名做矿工。后回到北京，蹬三轮车为生，解放前接通关系。能说半句俄语，他却偏偏要做文物工作。“文革”中，为越狱一事又受冲击。晚年躺在病床上，我去看他，去一次哭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