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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离去的这一段时间，北伐军迟迟不进，使阎锡山和冯玉祥部都在奉军的攻击面前感到吃力，阎、冯二人都期望蒋介石能尽快复职，便联名请蒋介石回国，主持“北伐”战事。阎还另给蒋致电，表示“公留党在，公去党危，个人之去留事小，党国之存亡事大”，拥戴之情，跃然于纸。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从日本回到上海，并派人到山西与阎锡山联络，直言不讳地告诉阎：北伐军之所以前进缓慢，让奉军得以逞强，主要原因是军令不一。应该建议政府委派一人负北伐的军事总责，才能统筹兼顾，行动迅速。阎锡山心领神会，于是在12月11日，与冯玉祥联名致电南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愿意拥戴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统帅，愿意接受统帅的指挥。同时，又联名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表示“所望我兄东山再起，主持军政”，“弟等当负弩前驱，愿听指挥”。 有了这一番铺垫，蒋介石理直气壮地返回南京，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打出“继续北伐”的旗帜。不过此时的北伐，已经与原来的北伐有了天地之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原来支持各路军阀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都转而支持蒋介石。蒋以北伐之名，主持改编军队，成立了四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由蒋兼任总司令；第二集团军由冯玉祥任总司令；第三集团军由阎锡山任总司令；第四集团军由李宗仁任总司令。1928年3月，各集团军出兵讨奉。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沿京绥线及京汉线以西地区前进，直攻京、津。
有了各路大军的相互配合，晋绥军北上、东进都很顺利。一路上攻下石家庄、保定、张家口等重镇，形成左、右两路对北京夹攻之势。奉系军阀原本就是日本人一手扶植起来的，随着其势力的不断扩大，与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发生尖锐的矛盾。加上英美势力向东北的渗透，奉日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张作霖没有满足日本修建铁路和自由出借东北土地等要求，反而引进英美资金，修建铁路和港口，这就引起日本的极大不满。在各路大军围攻下，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6月4日乘火车返回东北时，被日本人埋设的炸药炸死在皇姑屯。奉军失去统帅，陷入自身难顾的混乱状态，京、津已经失去了防守。6月8日，阎锡山的队伍顺利开进北京。阎锡山占据北京的行动，先前已经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和支持。蒋当时认为阎锡山没有“倒戈”的劣迹，把京、津交给他比较放心。因此，蒋亲自出马，先是在河南与冯玉祥会晤商量，又到河北石家庄与阎锡山见面。此时，冯玉祥的部队已经有九个集团军之多，仅嫡系就有40万，在为蒋介石打天下的“北伐”中出力甚大。因为自己在西北一隅，没有个出海口，购买军火极为不便，因此，早有染指天津的打算。蒋介石采取“以阎制冯”的策略，使他很不满意。碍于正在进行的讨奉大局，他只好忍气吞声表示同意。冯与蒋的矛盾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阎锡山进占北京的同时，就派亲信南桂馨偷偷跑到天津，与日本驻天津的军队秘密勾结，取得了日本人的支持；又通过与当时驻扎在天津附近的直鲁军张宗昌部谈判，给了张宗昌不少好处，也取得了张的同意。于是，6月12日，在日军的支持下，晋绥军又顺利接收了天津。蒋介石到达北京后，决定将北京改为北平，委任阎锡山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
这次用兵，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阎锡山真是十分高兴。联合讨奉，他成为最大的赢家。晋、绥、冀、察四省和平、津地区，都成了他的天下。由山西一省，到晋、绥两省，如今再到四省二市，尤其是占据北平，在政治上更有着重要意义。阎的势力急剧膨胀，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
联冯反蒋 入主“四九”小朝廷
根据这一“三段论”民主化设想，蒋介石在统一中国后，于1928年6月15日代表国民政府宣布“军政阶段”正式结束，10月3日发表了进入“训政阶段”的宣言，宣布组建一个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的国民政府，这就是孙中山设想的“五权分立”政治体系。开始由“军政”时代进入了“训政”时代。但这个统一，是十分不稳定的统一，虚假的统一。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控制了几个省。冯玉祥称雄于北方，是有名的西北王，控制了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以及宁夏等省。阎锡山则从山西省的大本营中向河北、察哈尔、绥远等省发号施令，在南方，李宗仁控制着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中国实际上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在北洋军阀被打垮之后进入了新一轮诸侯割据。只不过是旧军阀被新军阀取代而已。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所谓“北伐成功”，是在各路军阀的帮助下，让阎锡山的势力得以扩大。阎锡山是北伐成功的最大受益者。
中国又进入一轮新的分合之争的漩涡。共同的攻击目标消亡之后，曾暂时联合的各派力量又各自打起了小九九。
蒋介石谋算着要扩充以自己为首的“中央”的实力，削弱各地方派的实力，就假借祭奠孙中山总理亡灵的名义，把各路实力派头目请到北京，讨论所谓“善后事宜”。接着，又邀请各集团军总司令到南京开编遣筹备会议和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蒋介石的目标是要“削藩”，因而引起各实力派头目的激烈反对。在此关头，阎锡山心里清楚，他预计到蒋、冯、李之间在政治削藩和军队编遣问题上注定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就以“父病侍疾”为由，没到南京参加会议。部下以为这么重要的会议不去出席，是否会吃亏？阎胸有成竹地说：“到南京开会，若顺着冯、李，必取怨于蒋；若顺着蒋，又必取怨于冯、李。让他们闹吧，等双方都需要咱时，再去。”自己躲在北京和五台冷眼旁观，只派了一名亲信到南京探听风向。由于阎的缺席，军事编遣会议不得不延期举行。
到了1928年双十节，蒋介石又生出了新的点子，给各地方实力派首领加官进爵，想趁机把他们调离自己的领地，而后再实行裁兵。于是，任命冯玉祥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同时规定，在中央政府任职之后，应当长期住在南京。
对这种调虎离山的计谋，阎锡山一笑置之。他当即保荐自己的亲信部下赵戴文担任内务部次长，代行部长职权并长驻南京。
蒋介石决定在南京召开军事编遣会议，各集团军首领参加。上次会议，阎锡山躲避未出席；中央任职，他也巧妙地避开。很明显，他既不想让蒋介石束缚手脚，又不想与蒋介石发生正面冲突，而乐于观望冯、李等人与蒋争执，坐收渔人之利。但这次编遣会事关手中军权的去留，山西军队的命运，他不能不去南京出席。如何去，很是动了一番脑筋。坐火车从山西到南京，中间要经过其他集团军的防守区域，他认为很不安全。于是选了一条从天津乘船绕道上海，再往南京的路线。从天津出发时，包了一艘载重二千吨的新华轮。而这艘船返回上海时，意外触礁沉没。因此，十分谨慎小心的阎锡山在从南京返回天津时，曾为如何上路而大伤脑筋。最后想了个办法，是同时包用两艘船，一艘自乘，一艘随行，万一发生事故，可以马上救援。
军队编遣，涉及到各地方势力的生存，矛盾尖锐，冲突激烈自是必然。蒋介石为避免各家都把矛头对准自己，采取了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挑拨离间，“以派制派”的策略。他先是让冯玉祥提出一个方案，冯的方案使一、二集团军明显比三、四集团军占上风，提出后立即遭到激烈反对。蒋又派何应钦拉拢阎锡山，授意由阎出面提出“在四个集团军之外，另加一个中央区”的方案。阎锡山的这个方案，既照顾了蒋介石的“中央”的利益，又使四个集团军形式上比较平衡，经过长时间的争吵之后，多数人倾向于阎锡山的方案。开会期间，蒋介石多次请阎锡山吃饭，而且常常是俩人密谈，话语间透露出对冯玉祥的不满来，善观风头的阎锡山自然心知肚明。他对蒋介石毕恭毕敬，表现得异常恭顺和小心。
会议决定成立全国编遣委员会，并制定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和任免军官。这样一来，各地方实力派军权丧失，完全成为一个空架子。于是，各派首领如梦初醒，哪还有心思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