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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阎锡山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在陆军学校，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后，他很欣赏和崇拜日本人的尚武精神，赞同“弱肉强食”“强权公理”等一套理论。他认识到，军国主义就是“政府之政策则为军国政策，人民之教育则为军国教育，社会之组织则为军国社会”。军国主义与封建思想相结合，对他形成“中国自立之道，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时，他也在日本学生中广交朋友，与土肥原贤二、樱井隆治、坂垣征四郎等时有往来，为日后与日本长期来往，三十多年后同侵华日军相勾结埋下了种子。
夺得标统 参加起义 当选大都督
阎锡山和战友们积极活动，把目标首先对准两个标统。一标标统齐允，是旗籍贵族出身，沾染了八旗纨绔子弟的恶习，吸食鸦片，贪脏枉法，且又懦弱无能。同盟会组织人采取各种手段揭露他的种种劣行，大造舆论，频频攻击。不久，齐允因此去职，阎锡山的把兄弟黄国梁便升任一标标统。阎锡山此时兼了陆军小学的日文教官，经过苦心培植，学生张培梅、周玳等日后都成了他手下的干将。与此同时，阎和他的战友们又将夺取二标标统作为重要目标，但二标标统夏学津，既有靠山，人也能干，一时不好入手。
恰在此时，山西发生了“交文禁烟惨案”，给革命党人一个极好的机会。
1909年（宣统元年），清廷曾下命令，要求六年之内在全国禁绝鸦片烟。本来是装模作样欺哄百姓的举动，却也有贪心者欲从中取利。山西巡抚丁宝铨就是这么个聪明过份的人。次年，他就给清廷打假报告，宣称：“山西全省已完全禁种，吸食者不久也可绝迹。”清廷也假戏真做，就派钦差到山西实地查勘。这一下，可让丁宝铨急如热锅蚂蚁。原来，山西交城、文水一带，百多年来相沿成习，种植鸦片已经成为当地不少百姓一种重要的谋生方式，此时的情况根本没有一点改变。丁宝铨本来是想以假话制造政绩，邀功请赏的，如在钦差面前露了馅，岂不是欺君之罪？于是，立即派一标标统夏学津带兵，星夜赶往交城、文水等地，勒令当地官员迅速将地里长着的鸦片烟苗一律铲除。地方官员不敢怠慢，层层下令，纠集人员赶快动手。种烟农民以此为生，铲除烟苗无疑于断了他们的生路，加上此时正值烟苗开花结实季节，他们怎舍得让人毁掉？男女老幼始则成群结队苦苦哀求，继则挥舞锄头聚众抗拒。夏学津大怒，令士兵开枪恐吓。一开枪，场面更加不可收拾，混乱中烟民被打死打伤数十人。丁宝铨见出了大乱子，再扯弥天大谎，竟向清廷报告，诬烟民抗拒铲烟为土匪聚众作乱。流血事件引起山西各界的极大愤怒，同盟会员们抓住时机，通过太原的《晋阳日报》，连续登载揭露丁宝铨、夏学津镇压民众，造成流血惨案的真相，并写了成百上千的黑名帖四处散发。太原城搞得满城风雨，北京的《国风日报》和上海的《申报》也予以转载。一时间，全国上下，舆论哗然。在京的同盟会员又多方活动，经御史胡思敬奏参，清廷只得将巡抚丁宝铨撤职调离，将标统夏学津撤职查办。挤走了夏学津，阎锡山顺理成章成为二标标统。这样，革命党人把山西的军权控制到了自己手中。
阎锡山掌了军权之后，并没有满足陶醉，他处心积虑地寻求更多的支持，为下一步攀升打基础。此时立宪运动闹腾得正凶，各省成立咨议局，立宪党人也成为一派“代表民意”的势力。阎锡山看到这一派势力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就用出自己善于谦恭阿谀的手段，以晚辈后学的身份拜访山西咨议局的议长、立宪党人梁善济等人，并与梁善济的秘书拉上关系，以拜把子的老办法结为“金兰之交”，从而取得立宪派的信任和重视。但同时，他又与革命党人中的同志合谋，凭借自己的“铁血丈夫团”的身份，发起成立“山西军人俱乐部”。通过这个组织，把新军里的革命党人团结起来，成为混成协内同盟会的秘密领导核心。
在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阎锡山就这样立于“左右逢源”的境地。阎锡山参加同盟会并进入铁血丈夫团，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活动，显现了他追随革命、反对清政府的志向；但他在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候，又不时暴露出力图圆滑处事，企求左右逢源的狡黠。应当说，这是善于投机的商人习性的表现。
1911年秋，丁宝铨被赶走后的新任山西巡抚陆钟琦到任。原新军协统姚鸿发升任督练公所督办，于是协统一职空缺。姚鸿发记得父亲的嘱托，想让阎锡山接这个位置。经过在巡抚面前和咨议局内的活动，事情已基本成为定局，但还需要阎出5000两银子，以便做进一步的疏通。姚鸿发找阎锡山商量，阎锡山开始听说有了升官的机遇，心里不由暗暗高兴。但权衡一番之后，他还是委婉地拒绝了姚的好意。他寻思，革命形势逼人，眼看着山西局面就会大乱。乱中立足，必得有实实在在的权力。协统听起来是个高官，但只是有高位厚禄却无指挥实权的虚衔。现时所任的标统，表面看在协统之下，却能指挥调度各营各队。要成就一番事业，还是不能离开。阎锡山虽然一心想着高升，但他的算计总是实实在在，图虚名的事，并不想做。
当此时也，全国各地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清廷统治者已是土崩瓦解。立宪派吹吹打打，想着用调和的办法维持清朝统治的残局，却又得不到满清统治者的应允。社会矛盾愈积愈多，有如积薪成堆，一遇火星，就会大爆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终于点燃了东西南北的革命烈焰，各省纷纷起而响应。10月21日，与山西一河之隔的陕西省，同盟会员张凤翔领导的武装起义取得成功。消息传到太原，山西的革命党人受到极大鼓舞和激励，同盟会员们在新军中积极活动，很快就传开了“湖北、陕西革命成功，山西也要准备起义”的消息。
面对这“骤雨欲来风满楼”的汹涌势头，巡抚陆钟琦十分紧张。他对新军很不放心，决定把他们调离太原，同时请清廷紧急调派军队来太原防守。于是以防止陕西革命军东渡为名，发出严令：一标的两个营必须在10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七）全部从太原出发。标统黄国梁与标本部的人员，在各营领到子弹前（清廷对防止新军叛乱已有警惕，新军各部平时只发枪不发子弹），就必须先行出发，否则，以违纪砍头论处。
革命党人一边，这时也正进行紧张的活动。消息传来，他们立即识破了巡抚的“调虎离山”计。黄国梁与阎锡山、赵戴文、张瑜、温寿泉等紧急商议，认为不听命令，就领不到子弹，无法起事。只有想办法领到子弹，才能发动起义。最后决定：黄国梁带部分兵士先行出发，造成听从调动的假相；后续部队领到子弹后不离太原，找借口在城边拖延时间，黄国梁得到消息迅速回马，在城里的部队立即响应。黄国梁依计行事，10月28日下午，率标本部人员和骑兵营出发到了祁县，等候太原的消息。
二标标统阎锡山在城内连夜召集本标中同盟会员会议，也对起义作了部署。阎锡山对起义没有异议，但大目标下不忘打自己的小算盘。他决定，待一标先发动兵变后，二标再迅速进城。标下两个营的部队，一个营开往子弹库，把军械控制到手中；另一个营开往抚台衙门，见机行事。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一个排长，刚出会议室门，猛不防被反对革命的二营管带撞见，一把拉住，问开的什么会。这个排长一时语塞，说不上来，被那位管带凶巴巴地骂了几句。他惊惧之下，以为事已败露，惶恐不已竟跳井自杀。阎锡山闻讯，急得浑身直出冷汗，当机立断，派兵将那个管带囚禁起来，一边就赶忙召集军队，宣布起义的命令。
1911年10月29日凌晨，太原起义的枪声打响。里应外合，太原新南门被顺利攻下，起义军直扑巡抚衙门。兵士们冲进抚署，与巡抚陆宗琦及其儿子陆光熙相遇。陆宗琦还大摆巡抚架子，指手画脚怒责起义士兵“想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