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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并作出了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党中央明确提出：鉴于日寇大量增兵，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我方斗争日益艰苦，以及国民党可能的公开反共和投降，全国性突然事变可能到来，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根据这一战略方针，党中央令八路军主力两万余人由冀鲁豫分路南下，会同新四军第四、第五、第六支队以及江南指挥部已到达苏北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共同完成发展华中的任务。
1940 年3 月，顾祝同调集五个师、一个旅，连同地方保安团约十八个团的兵力，主要部署在贵池、青阳、绩溪、宁国、宣城、繁昌、南陵、泾县一带，还加强了溧水、高淳、郎溪、广德、宣城之线，企图切断新四军皖南，苏南之联系，造成围歼皖南、威逼苏南之势。同时，在大兵压境的态势下，勒令新四军将江北第四、第五支队和叶、陶部南调。
皖南地处敌后，在国民党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新四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以当时新四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作战。
为此，陈毅、粟裕建议皖南军部应向苏南靠拢。
4 月26 日，中央复电陈、粟，同意他们的建议，指示“皖南军部速移苏南为宜。”但项英又动摇起来，以种种借口拒绝北移，反而再三要求中央批准将叶、陶部调回皖南。
党中央断然拒绝了项英的要求，于1940 年5 月4 日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重要指示（简称“五四”指示）。“五四”
指示强调指出：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作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该强调统一。如果不斗争，就将再犯1927 年的错误。中央还就我在敌后地区的发展方针着重指出： “不应强调华中特殊而坐失发展时机，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
陈毅、粟裕当即召集干部会议，传达“五四”指示精神。项英却向中央撂了挑子，认为中央的“五四”指示表明：新四军的领导已在思想上犯了路线错误，在行动上存有拒不执行中央方针的行为。他“当然不能继续领导而且也无法领导”新四军的工作。
6 月，蒋介石部署的由顾祝同、冷欣、韩德勤、李品仙从南、北、西三方面向新四军围攻的阵势已经形成，至此我皖南、苏南部队已无法集中；江北几支部队协力发展华中的计划进展也十分艰难，新四军现有的力量已不可能求得在大江南北同时对付顽固派的进攻。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
6 月15 日，陈毅同粟裕相商后，当机立断，急电中央：决心将部队移往苏北，“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
美丽的苏北，垂柳环绕，池塘如镜，河里白帆点点，远山在雾中飘浮，就像一幅绚丽的油画。
就在这风光旖旎的苏北，又一次，反共高潮已经形成。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此时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
韩德勤本来就是一个反共专家。抗战之前他曾率兵去江西苏区“剿共”，与工农红军多次交锋。他的部队被打跨，自己也被活捉，由于红军政策宽大才得以释放。粟裕对韩德勤也并不陌生。第五次反“围剿”时，粟裕率部从高兴圩撤向富田南边白云村，途中碰到韩的一个师，粟裕率士兵们一个冲锋，像吃豆腐一样，一下子就把它消灭了，缴获颇丰。现在的韩德勤，粟裕经过进一步调查了解到，他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依靠嫡系主力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等武装，实行苛捐重赋，鱼肉人民。当地老百姓流传着一首歌谣：
天上有颗扫帚星，
地上有个韩德勤，
手下白养几万兵，
专门欺压老百姓。
韩德勤不仅不抗日，而且极力镇压爱国运动，摧残抗日力量。1939 年春， 韩部突然围攻东海县抗日武装——八路军独立第三团，杀伤该团团长以下数百人。同年夏，又围攻活动于高邮湖以北闵家桥地区的抗日游击队，惨杀该游击队领导人陶容以下数百人，其中大部是共产党员。类似的大小血案，遍及苏北各地，时有所闻。苏北国民党部队内部爱国官兵的抗日要求，也受到韩德勤的压抑。日寇在其兵力不足的困境下，乐于利用韩德勤作为镇压苏北抗日军民的力量。日、顽双方信使往来，狼狈为奸，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韩德勤已成了苏北抗战的主要障碍，解决苏北问题，应先向韩下手。
当时，苏北地区由韩德勤指挥的国民党军总兵力共有十六万人，其中韩德勤系统八万人，号称十万。但派系繁多，矛盾重重。驻在泰州附近地区的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及曲塘一带税警总团陈太运等部，都是深受韩德勤排挤和歧视的中间势力。他们的处境和具体情况与韩德勤的嫡系部队和保安旅有所不同，因而政治态度也有差异。李明扬是老同盟会员，资历比韩德勤老，他和李长江原是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处的正副处长，自从顾祝同、韩德勤包揽江苏军政大权以后，保安处长由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取代，二李的地位一落千丈，后来得到桂系的扶助，才维持了当时的地位。他们有一定的民族意识，企图借助于我新四军的抗战声威，以抵制韩德勤的压迫与兼并。而贵州籍的苗族人陈太运，属于宋子文系统，是以同乡关系得到何应钦的支持而维持了今天的地位。他也有一定的抗日意识。1939 年，他曾一度被韩德勤软禁于兴化，与韩也是面和心不和。
粟裕从以上情况分析，认为，李、陈等地方实力派与韩德勤之间的矛盾，虽有其自身的利害关系，但也包含有坚持抗战和破坏抗战的矛盾。在苏北顽、我之间，李、陈等地方实力派处于重要的地位。如果他们能中立，就可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因此，粟裕与众多领导人认为，要解决苏北问题，必团结李、陈全力除韩。
于是，江南新四军积极主动与李明扬、李长江联系，陈毅亲自与二李会面，并从新四军的战利品中特地选了一匹好马，佩上新鞍鞯，送给李长江；同时向李明扬赠送了日军的指挥刀。二李对新四军到苏北抗日表示谅解，并将韩德勤的反共密令告诉了陈毅、粟裕。
可是，对二李的统战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实表明，由于二李在抗日反韩这一根本立场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摇摆性，因此对他们的争取要作“和”与“打”两手准备，“和”是为了争取，“打”也是为了争取。
当陈、粟积极争取二李时，韩德勤利用二李对蒋顽压力的畏惧，以及对我挺进纵队在江北发展的疑惧心理，又打又拉，表示要与二李“捐弃前嫌，重修旧好，共同反共”，使二李动摇而倒向反我。
1940 年5 月17 日，挺进纵队为粉碎敌伪“扫荡”，移往江都郭村休整。
二李在韩德勤的挑唆下，说是占了他的地盘，竟向新四军下最后通碟，限三天退出郭村。在顽军保安第三旅的配合下，调动其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纵队向郭村进逼，总兵力达十三个团。其第二纵队踞于塘头、宜陵、丁沟一带，隔断郭村与大桥地区和苏南我军之联系；第四纵队在泰州、刁家铺、口岸一带；保三旅则在郭村以北之小岐一带，妄想一举围歼我挺进纵队于郭村、大桥地区。
此时，一方面新四军挺纵兵力单薄，顽、我兵力对比悬殊，如作战不利，将失去大江南北交通的枢纽地带，势必严重影响新四军主力北上。另一方面，即使打败了二李，但如果处置失当，二李倒向韩德勤一边，造成韩、李反共大联合，对新四军发展苏北也极为不利。在此关键时刻，陈毅与粟裕相商，决定穿便衣，带少数警卫人员和电台北上渡江，赶赴郭村，亲临决策，并要粟裕率江南指挥部机关渡江随即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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