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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什么事儿？ 卖肉的师傅不买这个账：“嘿——你倒当个车间主任看看。”
修理雨伞的小伙子挺认真：“你当我不会当是怎么的？ ”
吴国栋白了他一眼，又一想，是啊，早晚会是这些人接班，不管老一辈愿意不愿意把班交给他们。谁又能活过他们呢？ 自由组合这股风越闹越大了，都闹到他的班组里来了。要是十亿人口，谁想怎么自由就怎么自由，谁想上哪就上哪，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可怎么办？ 着急也没办法，现在车间里是杨小东的天下。只要他病一好，再回到车间去，不当车间主任便罢，只要再当车间主任，一切还得按过去的老规矩办。现在他只好见怪不怪地说：“你说好，就算好。
你想过没有，要是大家都到美国去自由组合怎么办？ “
“你干吗把事情想得那么绝？ 要是人人在这儿活得都挺顺心，谁往美国跑什么？ ”
修理雨伞的小伙子“噗哧”一声笑了。“要是您能办到，您非得把每个人的肉体、思想，全锁进一个铁皮保险柜里不可。”
当文书的小老头，带着饱经沧桑的感慨说：“小伙子，你还是没吃过苦头哟。要是吃过苦头，你就知道铁皮保险柜的好处喽——”
吴国栋的脑袋里嗡嗡起来。杨小东走后，吃过午饭，他很快地睡着了，然后便做了那些个乱七八糟的梦。全是杨小东惹的。他来干什么？ 添乱！ 打完电话郁丽文还在想，不知道自己是给刘玉英添了麻烦，还是替她办了一件该办的事。上午查房的时候，听吴国栋说胃口不好，吃得很少。不知怎么灵机一动，给刘玉英打了一个电话，请她再来探视的时候，带点吴国栋平时爱吃的小菜。
电话里，她对刘玉英说：“我问老吴想吃些什么，他又不肯说。
我倒是可以烧两样菜给他，可我又想，就是一样的菜，你做的和我做的，他吃起来却大不一样。“
郁丽文从来不是一个喜欢打哈哈的人，她说的是实心实意的话，人在生病的时候，尤其需要自己亲人的体贴和关怀。
刘玉英谢了又谢，说难为她想得那么周到，晚上她就会送来。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喂，你找谁呀？ ”
“你是丽文吧，晚上等我来接你。”陈咏明在电话里大声嚷嚷着。他大概用的是个公用电话，里面乱七八糟，什么声音都有。
“接我？ ”郁丽文奇怪了。自从结婚以后，他再没有过这样的闲情逸致，今天他是怎么了？ “你现在在哪儿？ ”
“在城里。”
“干什么来了？ ”郁丽文有点怨他，昨天晚上加了一个通宵的班，也不好好休息，有什么事不能等到过两天再办呢。
“没办法，没办法的事。回头再详细告诉你，现在不好说。下了班等我，好吧？ ”
没有什么好吧不好吧，他从来就是指挥一切的。在他那一个人说了，就算的果断里，并没有对妻子的不尊重或大男人的浑不讲理。有的，只是对他们的相爱、对一个人的意愿便是两个人的意愿的自信。
下班以后，郁丽文匆匆忙忙地把几本医学杂志塞进手提包，又对着门上的玻璃瞧了瞧自己的影子，掠了掠散乱的头发，急急地披上风衣，边往袖子里伸胳膊，边往楼下跑去。她在心里笑自己，怎么，又像当年去赴他的约会。这么多年了，他们好像仍然没有爱够。
没有，楼下并没有陈咏明平时开的那辆绿色212 吉普在等着她。她拣了一张对着医院大门的长椅坐下，想着，不一会儿就会看见丈夫那张坚毅的、永远也看不够的脸。
清洁工在院子里扫荡着这个工作日里最后的痕迹。
郁丽文爱她的医院。
米黄色的大楼已经陈旧，楼角和楼顶的四周，被夹着灰尘的雨水，溶化的雪水，浸渍出灰黑色的色带。远远看去，像一个浅色的、装得太满的盆子，深色的液体正不断地流溢出来。
然而，这栋楼似乎就是她的家。她的老家。她在这里长大，学会走路，在这里遇见陈咏明，在这里生下两个儿子。
这医院有点像一个荒僻的小车站。别说是特别快车，就是普通快车也不会停站。上上下下的乘客，绝没有披浅色毛料夹大衣，坐小汽车，身后跟着个秘书的大人物。也没有穿着三接头皮鞋，拎着颜色漂亮、底上有滑行轱辘旅行箱的时髦人物。有的，只是些平头老百姓。挑着箩筐，背着背篓，穿着缅裆裤，腰里缠着家织家染的蓝布巾，吸着种在自家房前屋后、呛得人嗓子眼里发辣的烟叶子。这小站上，也许只有一个站长，一个售票员，检票员也许就是他自己兼着的。一个调度员，也许还得扳道岔。一个号志员……
可是他们全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忠于职守，并不觉得直到现在还用手扳道岔有什么寒伧……
社会，目前还是由这样一个多数组成的。
她便是这多数里的一个。她没有什么更大的才能，医学史上绝不会记载她的名字，学术交流会也不会请她去作报告。然而，她在数脉搏的时候，会实打实地数上足够的一分钟，绝不会数三十秒乘以二；不会在听诊时和别人聊天；不会在值夜班的时候睡大觉；不会用病人听不懂的术语去打发、搪塞被疾病折磨得绝望的病人……医生的岗位不在医学史上，而是在救死扶伤的责任感上。
到了现在，郁丽文还保留着当女学生时的习惯，每当一天过去，她会反省自己，这一天过得好吗？ 有没有什么差池？ 现在，在这美妙的黄昏里，一面等待着丈夫，一面体昧着一个紧张工作日后的劳顿。自有一番怡然自得的乐趣。
七点一刻。陈咏明怎么还没来呢？ 郁丽文开始不安起来。陈咏明是个守时的人，几乎可以用“精确”两个字来形容他对时间的概念。在厂里开生产会、调度会或办公办时，他要求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是十分钟。他说：“卡死时问有好处，这会锻炼出讲话简明扼要的优点，我们没有必要把时间消耗在讲废话的马拉松会议上。
十分钟还少？ 如果有十个人开会，这就是一个小时零四十分，然后还要留出时间形成决议。“因此，一开会他就把手表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谁发言超过十分钟，他立刻打断，再也不要听。一开始有些人很不习惯，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有说完，会后陈咏明又另有新的工作安排，怎么办？ 只有等待下一次生产会，或调度会，或办公会，党委会。那就会影响工作、生产，会吃批评。这迫使讲话不得要领的人，不得不迅速地提高发言的水准。
郁丽文开始胡思乱想：是不是出了车祸？ 陈咏明开车开得太快。即使在市内的马路上，也会开到一小时四十到五十公里的速度。在城外的公路上，他会开到六十。要不是因为公路路面质量不高，或是怕汽车散了架，他还会开得更快。胆小的人坐他开的车，准得吓出心脏病来。
她一次又一次地走到医院门口，翘着齄袋往路口望去，她的心，随着每一辆绿色吉普车的经过，希望地升起来，又失望地沉下去。
有个自己会开汽车的丈夫可真倒霉。
她颓然地坐回木椅上去，几乎要哭了出来。
暮色更浓了，一辆“红旗”牌小轿车驶进医院。她看都没看它一眼，更没有心思去想，坐“红旗”车的人怎么会进这个小医院看病。
直到陈咏明站在她面前说：“等急了吧？ ”郁丽文才抬起因为焦急而显得迷乱的眼睛，一时竟不能反应过来，眼前这个人，就是令她等得那么心焦的人。他怎么会坐了这辆车？ 又怎么会来得这么晚？ 她又是恨又是高兴，竞好像失而复得一般，噘嘴了：“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狠狠地白了陈咏明一眼。
陈咏明的眼睛里，闪着得意的光：妻子爱他，想他，他是她的命根子。“我不是好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