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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你说得对。我确实没有你说的那种感觉。不过，我还想问一句，你“变＂的过程或说你丧失信念的过程痛苦吗？
李：可以说很痛苦。
乔：这话怎么讲？
李：我为了从庆五手中接过“河北第一秘”的职位，与庆五、铁梦倒腾500万美元外汇时，中途曾想停下来过。如果当时止住了，也可以说，当时坚守住了信念那道底线的话，以后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也不会进这里来（指看守所）……现在想起来，心里还常常翻江倒海。
乔：你什么时候想停下来过？
李：我记得那是个麦收时节，我到一个县级市去办事。车在路上出了故障。下车后，我看到大片的麦子都收割完了，只剩下一小片没有割，很是显眼。于是，我向地里张望，看见地里有个老人，我感到纳闷，就走了过去。老人坐在地上割麦子，割一点，屁股向前挪一点。我问：“你怎么不用收割机呀？”老人说：“收割机太贵了，割一亩地要15元钱。”我说：“那也没多少钱呀。”老人说：“我这一亩地能收多少钱？”我问道：“你怎么不站起来？这样太慢了。”老人回答说：“腿疼。年轻时打仗留下的病根。”
老人告诉我，他年轻时是八路军。有一年冬天攻打定县，城外有条护城河，攻打非常困难。要人工架桥，他是班长，又是党员，第一个跳进水里。冰冷的水一下子好像钻到了骨头里，这腿就留下了病根……现在老了，病更重了，腿疼得都不能打弯，只得坐着割麦子。
李：老人说，他还有个傻儿子，吃得多，国家现在一个月给150元补助，可是他只能用一半，所以得省着花。我问他为什么只能用一半。他说，那一半给了一个没有孩子侍候的老人。在我再三追问下，老人给我讲了这样一段感人的故事：“在一次打仗中，我的一个老战友负伤后，躲在了一个农民家养伤。这个农民的老婆生下孩子后中风死去。家中只有这个农民和一个不到一周的孩子。两天后恰逢日本兵进村搜查。那个农民先是把他背进地道，随后又去抱孩子。不知孩子是饿的，还是怎么的，哭闹不停。那个农民就把孩子的嘴捂住了。等日本兵走后，他才发现孩子已没气了。我的老战友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又受重伤，牺牲前叮嘱我，希望将来胜利了，能去看看那个农民。由于没有人作证，胜利后，国家也就没有给那个农民奖励，他也没有得到过补助。他至今仍孤身一人。我现在每月有150元补助，他却没有，你说我能一个人花吗？从国家给我补助那天起，我总是分一半给他……现在我们都老了，我的儿子虽然傻，可毕竟还有儿子。可他为了救八路军的命，连儿子都搭上了……”
听完这位拿着脑袋为我们打下江山的老前辈讲的故事，我呆了，我被深深打动了。我转身回到车里，从包中拿出1000元钱。当我把钱递给老人时，老人却不肯收。他说：“我不能平白无故收别人的钱。”我流着泪劝老人：“老伯……拿这笔钱，找个收割机，再给那个老人一些，算是我的一点心意。”老人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了钱。我看到，他接钱时，老泪顺着他皱纹里裹满了土的脸向下流。他一边哭，一边说：“感谢党，感谢党培养出你这样的好官！”
乔：（我的眼泪也流了出来。我点了一下头，示意李真继续讲下去。）
李：“感谢党，感谢党培养出你这样的好官！”这是什么样的赞语？我配吗？我还有党性吗？什么是党性？党性就是在战争年代，像这个老八路把脑袋别在腰上，第一个跳进水中；在和平年代，就是像他那样任劳任怨，只要能动一点，就要关心别人，为国家分忧。这个老人为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却如此贫困地活着，而且无怨无悔。而自己呢？迷恋权力，一心向上爬，不是为了做更大的贡献，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老人的话像石子打在我的脸上，脸疼；像鞭子抽在我的心上，心颤……我一直反问自己：党员，你配这个称号吗？你还有党性吗？……500万美元……用2000万元人民币换取一个职位……你无疑是在喝他们的血，吃他们的肉……这还不算，你还要对他们敲骨吸髓，不要说党性，你还有人性吗？
乔：因此对贪权开始反思？
李：对。你想一想，当时老人跳进河里去时，可能就没想到还能活着上来，更没想到还能活到现在。他跳下去不是为了升迁，就是因为自己是班长，是共产党员，是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解放……
可自己呢？总是想升迁……升迁可以，你为党做了什么贡献？你有什么能力？……你升上来了，靠的是什么？不就是靠别人骂我的＂头尖些，手长些，心黑些＂？上来你能干什么？又干了些什么？过去上中学时学过一篇文章，忘记叫什么了，说的是有一个人卖的水果，外表好看，但败絮其中，比喻那些外强中干的人……那段比较刺耳的话是什么？我记不得了。
乔：你说的是刘基的《卖柑者言》。其中有这么一段话：“那些高高地戴着官帽、腰上拖着长带子的人，看那气度不凡的样子，很像是有能力辅佐国家的重臣，可当真能够建立伊尹、皋陶那样的业绩吗？……看他们坐在大堂上的傲慢的样子，骑着高头大马时得意忘形的样子，美酒喝得醉醺醺的，油腻美味吃得饱饱的，哪一个不是看起来高不可攀，使人敬畏？又哪个不是些外表像金玉、里面像破旧棉絮的人呢？”
李：对。按理讲，自己职位越高，应变得更有理智、更讲道德，但恰恰相反……职位升高后，除了能更清楚看到、更大胆利用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漏洞，贪婪地掠夺国家与社会的财富，还能做什么？……不能说我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进行过反思，没有诅咒过。但就是反思着、诅咒着，信念仍在一点点地丧失着，就像从山坡上滚下的战车，想停都停不住……
李：（停了一会儿接着说）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像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工资收入看起来并不算太高，但在住房、用车、医疗、招待、出国及其他活动交往中享受到的待遇，绝大多数人是达不到的。组织和人民给予我们的确实不少，应该知足。为什么我们就看不到这些，还要运用权力拼命攫取？我想，是不是跟现在社会缺乏“廉政光荣”的环境有关。廉洁成了一些人茶余饭后的笑料。无论是我做秘书还是做局长，我都看到过、接触过这样一些人：他们因为廉洁，不仅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工作上得不到重用，反而还遭到有些人的奚落、责难、孤立和排挤。廉政典型成了“苦行僧”。相反，一些贪官，当然包括我在内，口碑不好，举报信不断，却能一次次逃过党纪国法的追究，还被认为是有能力的干部……这种现实让我怀疑，究竟是我有了病，还是别人有了病，甚至是这个社会有了病……进而得出了错误的判断：笑廉不笑贪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了……
乔：就这样，内心受着折磨，信念一点点地丧失了。
李：（李真点了点头。他的眼睛依然红红的。）
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党培养李真多年，为什么他竟在如此年轻的年纪就丧失了信念？
在上世纪50年代，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枪决前，当有人提出是否给刘青山、张子善一个改造的机会时，毛泽东主席斩钉截铁地回答：“正因为他们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也正如毛泽东所希望的那样，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确实整整教育了一代人。这一代人中就包括李真的父母。李真的父母都是建国前参加革命。建国后，两位老人严于律己，忠于职守。李真的父亲离休后，自愿到一个贫困农村扶贫。富裕起来的农民，拿着钱到他家表示感谢，却被老人婉言谢绝。李真的母亲，在职时，舍小家为大家；离休后，尽管离休费不多，还为下岗职工踊跃捐款……可以说，包括李真的父母他们那一代人，绝大部分坚守住了共产党员的信念，保持了高风亮节。
但作为党新时期培养起来的干部李真，参加工作不长，可以说没有刘青山、张子善的贡献，换句话说，连“腐败的资本”都没有，却犯下了超过他们的罪行。
环视一下我们的周围，我们的确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