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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在机关做过普通职员，也曾在北京“漂”过。到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做秘书，是你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也是你一生最紧要的一步。按照你的话说，这一步既是你步入“天堂”的起点，也是你步入“地狱”的起点。为什么这样说？
李：没有秘书这个跳板……我就不可能出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也不可能在这个岁数（35岁）升为正厅级干部……当然也不会犯这么大的罪到这里来（指看守所），等着去死……
乔：这是客观原因。主观上呢？
李：做秘书时的所见所闻，使我错误地认为，权力是根魔棒。这根魔棒既能“点”事生金，又能“点”人生威，从而助长了我对权力的贪婪。
乔：贪权，第一步是怎样迈出的？
李：（李真深深地吸了口气，又闭上了眼。大概过了一分钟，他睁开眼，向我要了支烟，点上，随后往椅子上一靠。）唉，怎么讲呢？……要说第一步……说句不好听的话……应是我主动认识、巴结、献媚吴庆五……
乔：具体讲呢？
李：唉……（李真又闭上了眼睛。）吴庆五，吴庆五…… 吴庆五是李真揭发的最后一名同案犯。李真在揭发吴庆五的犯罪行为时，心情特别痛苦。揭发完后，心情一直不好，总是自言自语地说：“对不起他，真对不起他。”
吴庆五是谁？
吴庆五是原河北省委主要领导的秘书。他推荐李真接替自己的职务后，便“下海”经商了。李真认为吴庆五对他有“知遇之恩”。
因李真揭发，吴庆五被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后因贪污、介绍贿赂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目前正在监狱服刑。
也许不愿回忆那段往事，也许……李真始终没有再具体地讲，他是如何主动认识、巴结、献媚吴庆五的。
关于这件事，吴庆五曾给我做过解释。
那是在2002年春天，在办案人员陪同下，我曾到山西省阳泉市第一看守所采访过当时正在那里等待法院判决的吴庆五。
与吴庆五交流，感觉他说话很有条理，行为也不失大雅。
“吴庆五很理智，记忆力很好。”办案人员这样评价吴庆五。办案人员说，吴庆五身体不好时，办案人员给他送药、买吃的，吴庆五从来没有表现过激动，不像有些犯罪嫌疑人一样说些“感谢”的话。他清楚，与办案人员不是朋友，要保持一定距离。审讯吴庆五也很吃力。要是不把“铁证”摆到吴庆五面前，吴庆五从来不会主动招认。即使交代，也是把许多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前后颠倒，故意说得一塌糊涂，让你查证起来很费劲。但他只要一感觉到办案人员确实掌握了某个情况，交代起来便滴水不露，情节、地点、时间都不会错，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很久。
在阳泉市第一看守所，我与吴庆五（以下简称吴）有这样一番对话：
乔：能简单谈谈你的经历吗？
吴：我1954年10月19日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一个工人家庭。1970年初中毕业后即被分配到南京市汽车修理厂当了一名技术工人。不久就入了团，1973年又入了党。第二年又被提拔为厂里的中层管理干部。那时我刚满20岁，是党组织看好和培养的后备干部苗子。1975年，南京市委要重点培养一批青年干部。我有幸被选中，进入南京市委组织的青年干部学习班学习。离开工厂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一年后，我从市委青年干部学习班结业，被留在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做秘书，从此步入政界，开始了我的秘书生涯。
1978年6月，我调到南京市委办公室，继续从事秘书工作。1984年，我跟随的那位领导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兼南京市市委书记。1987年6月，这位领导赴河南省担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省长一职，我跟随他到河南，任正处级秘书；1990年7月，这位领导奉调河北省出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我又随他来到石家庄，继续担任他的秘书；1991年11月，我被任命为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1993年我从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职位上辞职“下海”经商。我给这位领导当秘书，一跟就是9年。
乔：你和李真怎么认识的？
吴：1990年，我从河南来到河北，做省政府主要领导的秘书。当时，李真也在省政府做秘书。由于当时河北政界人事关系复杂，李真私下给我透露了许多“内情”。我感到此人对我很信任，再加上我们两人对当时河北政界许多问题的看法基本相同，慢慢就“走”到了一起。所以，我离开省政府时，就把他推荐给省政府主要领导做了秘书。现在看来，李真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阴谋家，他与我交流的目的，就是要主动靠近我，说穿了是要靠近省政府主要领导。我被他这种假象迷惑了。
乔：你这么容易被迷惑？
吴：还有，李真是一个吹大话不着边、说瞎话不脸红的玩意儿。他吹嘘说，他的父亲是位老红军。后来，他认他父亲的一位老战友做了义父。他的义父在北京很有地位。为了证实他说的是实话，他拿出一张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随着“义父”所谓看望中央某领导的合影给我看。他还吹嘘，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中央办公厅。后来，一位“中央领导”说：“李真，你应该到基层锻炼。”他随后就到了河北，但人事关系还在北京，锻炼一段时间就回去。
乔：李真讲的这些是真实的吗？
吴：都是胡说八道。这都是我后来证实的。
乔：当时你为什么仍相信？
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认为他在省政府办公厅做秘书，不可能说这种假话。唉，都怪我。其实，那时我向北京拨一个电话就能问出来。我做梦都不会想到，他的人品会差到说假话不脸红的地步。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他给我吹嘘北京的“关系”、“义父”时的神态还历历在目。
乔：你俩关系好时，能到什么程度？
吴：我俩在秘书岗位上时，分析形势，畅谈政治、理想。谈得投机时，几乎一谈就是一个通宵。
乔：李真，你讲贪权的第一步是认识、巴结、献媚吴庆五。第二步呢？
李：（李真笑着说）支持、帮助吴庆五“下海”，从他的手中接过“接力棒”。
乔：具体讲一讲。
李：就在我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共同努力的时刻，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1992年3月份，记得是在河北省政府驻京办事处，我和庆五在谈到未来时，他说他打算“下海”经商。我听后很吃惊，并深为他惋惜。他解释说：“我在仕途上，做秘书这么多年，已经体现了应有的价值，打算在另外一番天地里施展自己的才华。”他还诚恳地说：“我离开后，由你接替我的职务。你各方面的素质都很强，会干得比我好，我会很放心地离开。今后，在另一番天地里，我要为你们服务。你们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我虽然口头上表示了惋惜和感谢，但内心还是很高兴。我对他讲：“你‘下海’之后，我一定全力来支持你。”事后，他向省政府主要领导提出“下海”的想法时，推荐我接替他。
乔：就这么简单？
李：到了1992年七八月份，吴庆五因工作需要赴香港办理手续时，对于“下海”之后干什么，还没有一个周详的计划。我向一些同我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如李国庭（张家口卷烟厂原厂长，被判刑）、张铁梦（原中国东方租赁公司河北省办事处主任，后出走国外）等人提出，请他们在庆五“下海”后给予支持。由于庆五当时还没能离开秘书岗位，他们也想和他建立密切的关系，再加上我的因素，都对庆五做了非常积极的表态。可以这样说，庆五之所以选择辞职“下海”，想把“接力棒”交给我，从他内心来说，是厌烦了官场上无休止的争斗。从客观上看，是看准了我的豪放和义气，看准了我的许诺和“关系网”。
吴庆五把“河北第一秘”这块“肥肉”悬在了李真的面前。
李真也非等闲之辈！
李真决定寻找机会，“将计就计”：尽快提供经济支持和帮助，促使吴庆五“下海”。
李真后在看守所戏称：“这也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机会来了。
1992年7月左右，李真与时任河北省财政厅副厅长的某人在北京不期而遇，了解到这位副厅长从财政部为河北省争取到了国家计划内的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当时的外汇牌价实行双轨制，国家计划内的汇率是1∶6，而市场汇率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