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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桑森说：“假如说，这一损失有什么值得安慰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知道他
是在为反对真正意义上的魔鬼而战死的。”
他停顿了一会儿，搜索着恰当的词语：“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足以认识到魔鬼
的含义。我认为魔鬼有时可以潜人人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还小，不能参加战
斗。M 战结束时我才8 岁。我知道在座的会员中有一些是参加过那场战争的。当然，
后来我知道了。我认为阿道夫·希特勒是个魔鬼，他做的事也就是魔鬼干的事。”
会场非常安静。政治家、政客、工业家、银行家、金融家、外交家和行政官们
都习惯于强调生活的实用性。他们意识到他们正在聆听的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索尔·内桑森探身过去，轻轻地敲击着那份黑色档案。“这份文件是魔鬼，写这份
文件的人也是魔鬼。我真不明白，我们怎能置之不理，难道让它再一次发生！”
会议室里仍然保持着寂静。人人都意识到他说的“它”，是指的是第二次大屠
杀，不仅仅是针对俄罗斯的犹太人，还有许多其它的少数民族。惟一的英国前首相
打破了寂静。
“我同意。没有时间犹豫不决了。”
三名在场的会员用手捂住了嘴。她最后一次使用这个词语时是在美国科罗拉多
州阿斯彭的一所公寓里，是萨达姆·侯塞因人侵科威特的第二天。当时乔治·布什、
詹姆士·贝克和科林·鲍威尔都在场。她今年虽然73岁了，但是，她仍然能够非常
清楚地表达她的意思。
全世界每一个股票交易所都知道的洲际通信公司的负责人拉尔夫·布鲁克，探
身过去插话。
“好吧，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他问道。
一名前外交官说：“从外交方面下手……通知各个北约政府，敦促他们提出抗
议。”
“那么科马罗夫将谴责这份宣言完全是假的，而且大多数俄罗斯人会相信他。
俄罗斯人的排外主义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另一个人说。
詹姆士·贝克侧过身去对奈杰尔·欧文说：“是你把这份令人震惊的文件带给
我们的。你有什么建议？”
“我什么也不主张，”欧文说，“但是，我要作一下防止误解的说明。假如，
我们委员会准备制裁，而不是采取行动。仅仅是个制裁计划，它必须是非常隐蔽的
东西，将来所发生的事情绝不能与这间屋子联系起来，不能有损于我们委员会的声
誉。”
委员会的39名会员都非常清楚，他所谈的是事情的要害。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曾
参与过，或目睹过政府的隐秘行动失败的结局，然后直接由最高领导层澄清的事实。
一名前美国国务卿在桌子的那一端用很重的德国口音说话了。
“奈杰尔，能否采取一个秘密行动？”
两个声音一起说：“可以！”在欧文担任秘密情报局局长时，他服务的对象既
有玛格丽特·撒切尔，又有她的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
林肯委员会从不通过任何正式的书面决议。他们达成协议后，利用各个会员的
影响力，去促进所达成的协议在各个成员国的执政部门产生效果。
对于黑色宣言，所达成的协议是将会员的意愿委托给一个更小的委员会，由这
个更小的委员会考虑一个最佳方案。林肯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既不制裁，也不
谴责，甚至不去理会任何有可能随之发生的事情。
1990年9 月，莫斯科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坐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里办公室的书
桌前，查看他刚收到的三份文件。此刻他的心情很复杂，各种情感交汇在一起。
首先，是成就感。整个夏天，第一和第二总局的反情报机构的同事们，很快就
将三名叛徒连续转交给他了。
第一名是外交家克鲁格洛夫，他在两个方面暴露了身份：一是他曾在布宜诺斯
艾利斯大使馆担任第一秘书的职务；第二是他刚从国外回国不久就买了一套房子。
他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向桌子对面的陪审官和旋转的录音机彻底坦白了。
六周之后，他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了，于是被关进了监狱的一间地下室里，
那里的温度即使在夏天也很难超过零上一度。他坐在那里浑身上下颤抖不已，等待
着他的噩运。他的命运就掌握在格里申上校书桌上的一份资料里。
7 月份，一位核物理教授被带到了监狱。到加利福尼亚参加会议的科学家人数
极为有限，人员名单很快就局限于四个人。当局突然搜查了在阿尔扎马斯—16布利
诺夫的公寓，在壁橱里发现了一双卷起来的袜子，在里面藏有一小瓶用于隐显的墨
水。
他也很快就将所有的事情都坦白了，只要看到格里申和他的审讯阵容以及他们
行业使用的刑具，就足以使他们松口了。他甚至说出了他向东柏林秘密通信的地址。
格里申组织人力对那个地址进行了搜捕，寻找那里的一名东柏林K 分部的上校。
但是很不凑巧，就在他们搜捕的一个小时前，那名上校已经步行穿过新开放的城市，
逃人了西柏林。
最后，在7 月下旬，逮捕了那位西伯利亚的军人，根据他在苏军总参谋部情报
总局的职衔，他在国防部的任职以及他在亚丁的服役情况，对他实行了集中监视。
在监视期间对他的住宅进行了搜查，发现他的其中一个孩子在寻找圣诞节礼物时意
外地发现了爸爸的微型照相机。
彼得·索洛明与其他人不一样，他忍受了极大痛苦进行了抵抗。格里申最后还
是攻破了他的心理防线，格里申总是会成功的。他威胁索洛明要把他的妻子和孩子
送到政府开办的最残酷的集中营里去。
他们每个人都叙述了那位面带笑容的美国人是如何接近他们，他是那么急于倾
听他们的问题，非常合理地提出他的建议的。这就激起了格里申心里另一种情感，
他对那个叫贾森·蒙克的人恨之人骨。
这个厚颜无耻的家伙不止一次、两次，甚至三次踏上苏联的国土，与他的间谍
频繁接头。然后，又安然地走了。就在克格勃的眼皮底下，从事这样的间谍活动。
他对这个人的事情了解得越多，就越仇恨这个人。
他自然查阅了当时的资料，逐个审查了那次进入苏联旅游的美国人的名单。但
是，没有发现伪造的名字。工作人员模糊地想起来有一个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美国人，
他身穿索洛明描述的那种他们在植物园见面时穿着的德克萨斯服装。那个蒙克很可
能就是诺曼·凯尔森，只是还没有得到证实。
克格勃的侦探在莫斯科的工作比较顺利。他们通过调查签证申请记录和国际旅
行社的旅游记录，查出了那天在首都的所有美国人的资料。最后他们的焦点集中在
那一个谎称胃疼而没有去圣塞尔吉乌斯修道院旅游的人身上。蒙克就是在那一天，
在弗拉基米尔大教堂与布利诺夫教授见面的。格里申想起来了，那个人名叫菲利普
·彼得博士。
当这三个叛徒向陪审团坦白了他们在那个美国人的鼓动下为他提供的所有情报
时，克格勃官员的脸色吓得煞白。
格里申把这三个人的资料放在一起，用办公室的电话与他的上级取得了联系。
他总能意识到最后的劳改判决。
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将军已经从第一总部部长提升为整个克格勃的负责人。
在那天上午，是他把那三张死刑批准书放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书桌上，
等待签字的。总统办公室位于新红场中央委员会办公楼的顶层。他送去了死刑批准
书，待死刑命令被适时地签署后，便转到列福尔托沃监狱，按照上面的命令“立即
执行”。
格里申上校给后院里的犯人叨分钟的准备时间。太突然了，正像他常对他的学
生讲的那样，没有时间能够预料。他下楼后，便看到那三个人已经跪在太阳永远也
照不到的高墙下面的碎石地面上。
那名外交家是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他的精神似乎受到了严重的刺激，当军士
长把9 毫米的马卡罗夫枪对准他的脑后时，他嘴里还咕哝些什么。看到格里申一点
头，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