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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孟苇婷与我父亲结合。她并没有感受到多大的幸福，更多的反而是一种压力，她时时处处都得考虑到自己的身份，考虑到不给我父亲丢脸。而我父亲呢？整天忙于工作，很少能顾及到她。有一天，孟少凡来找我母亲说他姑姑病了，有点不行了。姑父又出差了，要一个星期后才能回来。母亲立马与少凡赶到瀚海市。孟苇婷对我母亲说：“几天没吃下东西了，但到医院又查不出原因来。”母亲说：“那就上乌鲁木齐大医院去查！病咋能拖呀！”母亲当天就找了一辆车，带着孟苇婷去了乌鲁木齐，找了家大医院住下。医生检查后说，这病再迟几天送来，恐怕就没救了。母亲就生气地打电话责怪我父亲说：“钟匡民，你当爹不像个爹，当丈夫也不像个丈夫！你不是喜欢这个女人吗？可你就是这样喜欢的？”对于母亲的责怪，父亲也感到很愧疚。所以当孟苇婷出院时，父亲亲自到乌鲁木齐去接她，这使孟苇婷既感到既意外又心酸，说：“你会特意赶来接我，真是太阳从西边出了。”父亲说：“那就让太阳从西边出一回。”
应该说，孟苇婷也是个很不错的女人。为了报答母亲对她的宽容和关心，她也时时地关照着我和钟柳。我从农校毕业，在分配的问题上，同父亲发生了争执。那时孟苇婷刚出院不久。那天刚好是星期六，我和钟柳在父亲家吃晚饭。父亲问我：“农校毕业了你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到农科所去工作。”我父亲一本正经地说：“去农科所工作的人都是一些技术上有特长的人，我看你先去农场，在生产连队去当个农业技术员吧。”孟苇婷在一边说：“钟杨肯动脑子，农科所不就是个动脑子的地方吗？”父亲说：“在连队当农业技术员就不用动脑子了？”钟柳在一边说：“二哥想当个农业科学家。”父亲冷笑一声说：“野心倒不小。但这事你我说了都不算，分配工作得有组织部门定！”
在农校具体分配毕业生的工作时，孟苇婷到组织部门去打了声招呼。那天师机关开完大会，正式宣布我父亲升任师长，我父亲踌躇满志地走出会议室时，组织科的顾大姐讨好地对我父亲说：“钟师长，你儿子钟杨分到农科所工作了。”我父亲一听就恼了说：“这中间你们是不是把我的因素也掺和进去了？”顾大姐说：“这倒没有，我们从档案中了解到，钟杨在农校的学习成绩相当优秀，而且政治表现也很不错。”我父亲说：“有没有人给你们打招呼？”顾大姐说：“孟苇婷同志倒是来说过一声。但她和钟杨并没有直接的亲属关系。”父亲恼怒地说：“怎么没有，孟苇婷是我老婆，钟杨是我儿子。”
我父亲升官，孟苇婷自然高兴，做了满满一桌子的菜。她对我父亲说：“你当了师长，外面不让庆贺，家里庆贺一下总可以吧？”父亲气的一句话也不说，猛一下就把桌子掀翻了喊：“孟苇婷，你干吗老是给我找麻烦啊！”
那天下午我已接到了分配通知。我高兴地回家告诉了我母亲。母亲也为我高兴，但我很诚实地告诉母亲，孟苇婷给组织部门打过招呼。母亲一听说，忙说：“这不好，你爹要知道了，孟苇婷的日子可要不好过了。不行，你现在就跟娘去你爹家，你苇婷阿姨是出于好心，不能让她为你担责任。”我们敲父亲家的门时，父亲正好把桌子掀翻，只听到满地碗筷盘子敲碎的声音。父亲气狠狠地来开门，父亲一看是我们，说：“月季，你们咋来啦？”母亲一指地上一片狼籍的碗盘说：“就为这来的！”
母亲说：“在钟杨的毕业分配上，是我刘月季找的孟苇婷。孩子想在农科所工作，在农业上搞点研究，想上进也不是什么坏事。”孟苇婷在一边哭着说：“农校毕业分配中，就有四个去农科所的名额，钟杨在农校表现的很不错，他为什么不能去。用得着发那么大的火吗？”我说：“爹，你既然为这事发这么大的火，农科所我不去了，你是师长，你就让组织部门重新分配我工作吧。”大家沉默了好大一阵，母亲长吁了口气，突然朝父亲微笑了一下，说：“匡民，你就让儿子如愿一次吧！”母亲那语气中带着点哀求的味道，这让我感到很心酸，父亲也感觉到了，他叹口气说：“好吧，既然是组织部门定的，我也不便干涉。但你去农科所后，要用你的实际行动证明，分配你去农科所是正确的，就像你哥一样！”我说：“爹，我也用我哥的一句话，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那年的冬天来得似乎特别的早。秋天的脚步还没有走完，一股强大的寒流就突袭而来，气温一下就降到零下二十几度。那天下午，父亲急急地赶到团机关食堂，找到母亲后，还没说两句话，就把母亲拖进了小车。小车一路急驰朝边境农场赶去。
我哥出事了。
自我母亲把刘玉兰送到边防站跟我哥成亲后，他俩过的很幸福。看来爱情只有经过磨难，婚后的生活才会更甜蜜更融洽。当刘玉兰被送进洞房时，她一把抱住我哥就哭起来，她感到又心酸又激动，说：“钟槐哥，咱们这是真的吗？”我哥说：“从今以后，这边防站只有我和你两个人。咱们就好好地过日子吧。”刘玉兰说：“你放心，我会把日子拾掇的很舒畅的。”不久，高占斌派人给他们送来了小鸡小鸭，刘玉兰高兴的直拍手。刘玉兰盘算着怎样把日子过得更舒心。她在院外的工地上打了一个月的土坯。又盖起了一间新房，她把伙房和卧室分开了。然后又垒鸡舍，搭鸭房。到傍晚把饭做好，就到院门口去迎我哥。在他们结婚两年多的日子里，只吵过一次架，那时他俩结婚还不到半年，有一天，刘玉兰想跟我哥一起去巡逻边境线，我哥不同意说：“你跟我一起去，这个家咋办？我娘对我说过，咱们中国人的习惯是男主外，女主内。你娘没教你？”刘玉兰说：“教了。但我想跟你在一起，一分一秒也不想离开你。”我哥说：“越说越离谱了。看好家，守好院，这是你的事。巡逻好边防是我的事。”刘玉兰说：“你这是大男子主义。”我哥说：“该男人干的事就得有男人干。”
第二天我哥赶着羊群走后，刘玉兰把鸡鸭赶到草原上后，也悄悄地沿着边境线去追赶我哥了。
我哥这个边防站实际上有双重的作用。它既是边防站又是牧民们转场时的转场站。每年开春，牧民们就要赶着羊群由冬牧场转向夏牧场，每次转场路途遥远，都要半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我哥这个地方就成了牧民们转场时歇脚的地方。当时已值深秋，枯黄的草原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刘玉兰就有点害怕了。她再也不敢往前走了。正想转回身时，突然看到一只狗一样的动物朝她跑来，这时她才想起可能是狼，吓得她只顾逃命。在草丛中乱窜，脚下一打空，滚进了一个长满的大深坑里。或许虽是深秋但狼还并不缺食物，或许是其他原因，狼在坑边转了几个圈后就走了。但刘玉兰却怎么也爬不上来了。她又是叫又是喊，刚好哈萨克牧民木萨汉和他妻子哈依卡姆骑着马赶着羊群转场去边防站时路过那儿。听到喊声后，把她救了上来。当我哥回来时，听了这事，气的我哥瞪大了眼睛朝她喊：“你这样的女人我不要，你回去吧！”刘玉兰委屈地捂着脸哭，说：“回去就回去，有啥了不起啦。”在木萨汉和哈依卡姆的劝说下，他俩也就没有再吵，而是忙着给木萨汉夫妻俩做饭，安排住宿。晚上睡觉时，我哥含着泪突然大声地对刘玉兰喊：“玉兰，你要真有个啥，叫我咋活在这世上！我不能没有你，你知道不知道！”刘玉兰扑进我哥的怀里，搂着我哥的脖子说：“钟槐哥，是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结婚那两年，我哥和刘玉兰还有件遗憾的事，就是没有孩子。有一天吃晚饭时，我哥憨憨地笑着问：“玉兰，你肚子有动静没有？”刘玉兰失望地摇着头说：“休假准的很，到时就来。”我哥说：“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刘玉兰说：“我才不去呢，丢死人了。”我哥就说到我母亲是怎么生的他和我。刘玉兰就笑了笑说：“嗨，你爹咋那么有本事，一次就一个。”她想了想又说：“钟槐，咱们是不是太勤了？要不你隔上几天再试试？”我哥笑着说：“那可熬不住。”刘玉兰用食指点了一下我哥的额头说：“真没出息！”我哥说：“那咱们分房睡几天。”刘玉兰说：“那可不行，不跟你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