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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则融合道、仁、德为一体的教育、传承，并相应保留一些资料内容。《述而第七》主要探讨孔子的教育思想。《子张第十九》是一个重要补充。其他如《乡党第十》、《微子第十八》都是强调孔子行履身教的部分。
以上四块内容，都是以“道”一以贯之的。其他各篇均两两相对，互为补充。如《八佾第三》讲礼的本意，《先进第十一》讲礼乐演化贵在“朴野”，二者相互发挥，互为补充。《里仁第四》讲里仁悟道的原则，而《颜渊第十二》讲里仁的纲目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互为承辅。同样《为政第二》讲“为政以德”的原则，而《子路第十三》则讲为政的纲目原则，二篇互补。再如《乡党第十》讲“礼”、德的落实，而《微子第十八》讲“政”、仁的落实，均是研究资料性质的内容。其他各章两两互动，不再一一点明，请读者自行思维，便能深有感悟。
由道而至外用之学，便是智慧的发挥。德与智慧的结合，表现在诗、礼、乐上，其基础在知人。仁与智慧的结合，表现在为政方面，其基础是中庸。
道、仁、德和智慧的关系如图表三所示：
（图表三：显智图）
由图表三我们可以看出，“智”的内容虽然在《论语》中没有专门列出章节来讨论，但它贯穿于仁、德的讨论当中，是极其重要的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是之前《论语》注释普遍没有注意到的。实际上，心性的学问追究到底，都是智慧的成就。例如佛教中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bōrě＇）修行的目标是“波罗密”，即“智慧到彼岸”。六度都要成就智慧，否则不能算合格。儒家思想也是一样，仁也好，德也好，道也好，终究都是智慧的成就。“燕鹊图”中有智慧论述的几个篇章，便是整部《论语》的核心。拥有智慧，上可发展为礼乐、仁政的外用之学，下可避免走入季氏、阳货的歧途；内可悟道成就仁德，外可知言知人，明理达物。孔子学问的最高点，便是一个“权”字。它就代表悟道后显发出的圆满智慧，所以道一以贯之，实际就是智慧的一以贯之。
儒学培养的是世间所需的高级人才，不是酸得连狗都不吃的老学究，二者的区别就在于能不能领悟到“智”。比如待人以礼，需以“知人”为基础，对豪放爽朗的人，你不必拘泥礼的细节，而对谨小甚微的人，就需要照顾自己的言行别冒犯他“敏感”的神经。同样，对学生、老师、亲人，都需根据各人的不同特点，确定自己与他交往的方式。在为政方面，如果不懂得权衡、中庸，面对复杂的现实政治生活，则寸步难行。其他如“孝”的智慧、“忠”的智慧、“隐”的智慧，在《论语》中随处可见。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论语》的条条目目，无不关乎智慧，无不体现了“权”的圆融无碍的妙用。
我们再回到《学而第一》篇首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如果对照燕鹊图，看整部《论语》的结构，就知道：
“学而时习之”是讲仁的外用，如何兴仁政的内容，即以天命之学影响时代。
“有朋自远方来”是强调礼乐的教化作用，即以天命之学影响他人。
“人不知而不愠”是指个人品德的成就，即以天命之学来成就自己的德行。
以上三条，都以知天命为基础，以“道”一以贯之。此处将天命之学一分为道、德、仁三线发展。
我们再回到《尧曰第二十》篇最末一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知天命为悟道，孔子之学才能豁然贯通。
知礼为悟道的纲目，克己复礼而后能天下归仁，所以不知礼便不能知天命之道。
知言是知礼之基础，不知言，即不知人心所向，不能准确贯彻礼的内涵，所以不知言就无从克己复礼。
由此明白知言、知礼、知天命本是环环互扣，无法析分而打成几截的，仁、德、道复收归于一。
如此再读《论语》首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孔子跑题吗？是孔子说了三件风牛马不相及的“三乐”吗？整部《论语》都见不到第二例！所以它真正的解释应为：“学习要利益时代、利益他人、利益自己。”整段话就是说一个完整的意思，这既与“为学”的首篇中心思想呼应，更与整部《论语》的精神呼应，何其重要也！
《论语》“野孩子”疑云
通读《论语》可以发现：它构思完整、说理严谨，前后呼应、一气呵成，绝不是孔子语录的简单排列。杨伯俊在《论语译注·导言》中对“论语”的命名有两点结论：一是“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二是“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钱穆在《论语新解》中也认为：《论语》的“论”，是讨论编次；《论语》的“语”，是“谈说”的意思，同于《国语》、《家语》一类。然哉斯言，壮哉斯言！命名便已点出《论语》的要点，不仅在“语”，更在其“论”！也就是说：如果不抓住《论语》各篇篇旨的编辑思路及各章的编辑脉络，是无法领会到真正的孔子思想及其体系的。但后人恰恰是对这个摆在“语”前的开明宗义的“论”字，视而不见，习惯性地断章取义，凭那零碎的片言只语去臆测《论语》之宏深，岂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么！
既然《论语》的灵魂在“论”，那么，它究竟是怎样编辑出来的呢？
今天我们看到的《论语》其实并非它的原貌。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论语》遭到毁灭性的对待，直到西汉时期才发现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论语》本子，包括：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根据《鲁论语》删除了《齐论语》的“知道”、“问王”两篇，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
那么，今本《论语》是不是与《论语》原貌相差迥异呢？答案是否定的。
《古论语》得自孔子住宅夹壁之中，发现时间较早，又是文字的流传，较口头流传有更高的准确性，同时发现的还有古文的《尚书》、《礼记》、《孝经》等几十篇古籍佚文，史有注载（见《汉书·艺文志》）。《古论语》包括21篇，比《鲁论语》多出“子张问”一篇，相当于将今本《论语·尧曰第二十》篇子张问政的内容单独成篇。另外，《古论语》与《鲁论语》有400字左右的异字，篇序也有所不同。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古论语》用的是古文字（战国时通行于六国的文字）；另一方面可能是《鲁论语》在流传过程中有误抄。传抄而形成的版本差异在古代十分普遍。比如《老子》一般都认为是老子手著，可后世依然出现各种异字、异读版本，便是在传抄过程中造成的。三种版本的《论语》中，应该肯定的是，《古论语》与《鲁论语》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而《齐论语》除多出“知道”、“问王”两篇外，各篇内容、行文异字、篇序也颇不同于《鲁论语》。何晏在《论语集解叙》中说：“《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章句颇多于《鲁论》。”
如果我们抛开齐、鲁口语差异而造成的行文异字（秦始皇时才统一文字，之前各国文字不同、方言各异），抛开“口头版”因口述人记忆方式不同造成的篇次不同的影响。那么，三个版本的《论语》可能都源自一个基础原型，它是有一定的谋篇布局和大致架构的，就象《红楼梦》的创作一样——作者“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它的具体内容和细节在不同时期会有所不同。我们在通读《论语》之后确实可以感觉到：《论语》的编辑乃是宏篇巨构，必定要经过长时间的反复雕琢。
今本《论语》的内容、篇次更近于孔子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