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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里真让人感慨良多，孔子的为政理念的确是把握住了治国的根本。那时卫国的状况，不就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情况吗？如果孔子还活着，八十年代他一定会赞同改革开放“富之”的举措，到了今天更会赞同建设和谐社会的“教之”的理念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确实走了太多弯路。比如建国初期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感情取代了仁、义、孝、弟等传统美德。“文革”时期，长幼之序、孝慈之心几乎丧失殆尽，人与人之间充斥着阴谋、告密、攻歼。改革开放以后，迫于经济发展的压力，精神文明建设依然呈现出与物质文明发展不协调的一面，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思想观念不断侵蚀人心，导致各种腐败丛生，黄、赌、毒、黑等社会丑恶现象与日俱增，人与人之间也变得的冷漠、充满隔阂。所以，现在“教之”的思想道德重建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
2006年，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既明确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使改革的利益普惠广大人民，又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爱国：忠）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敬业：孝）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求知：智）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勤奋：义）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友爱：仁）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诚信：信）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守法：礼）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清廉：节）
媒体普遍认为，这两次重要讲话清晰地表达了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执政思路——在确保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解决突出的社会矛盾和民生问题，并开始注重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教育，从而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由庶到富、教之，便是中国近四十年的发展史，建设和谐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号召还只是“教之”的开头，相信全新的礼乐文化能够兴起，使中国真正建设成为和谐社会的。
《管子·治国》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管子·牧民》又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是经验丰富的治国贤臣、孔子乃大成至圣先师，英雄所见，如出一辙。《尚书·大禹漠》言：“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厚生就是“富之”，惟和就是“教之”。在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之后，就需要相应的礼乐教化，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比翼齐飞。这样才能使国家真正国泰民安，百姓真正安居乐业，否则就容易乱象横生。
『10』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治理国家，一年内就可改观，三年就会有成效。”
期月，即满一年，十二个月。这是孔子怀才不遇的感慨。以他的政治智慧，一年改观，三年有成并不是吹牛。孔子在鲁国摄行相事一年，“四方则之”，很有政治智慧。
『11』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孔子说：“‘有道德、有智慧的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也可以消除残暴，废除刑罚杀戮了。’这话真对呀！”
《述而第七》篇孔子说：“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先进第十一》篇子张问善人，孔子说“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可见，善人是道德能力相当高的人，他们治理国家需要用一百年才能消除人们的残暴，使严苛的刑罚废除。这个废除未必是不存在，而是说百姓都能心地善良，不会犯重罪了，是礼乐教化的成效。当代社会的物质条件极大丰富，可人们内心的残杀之气也“极大丰富”了，同学之间、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一言不合就想着杀死对方。一个缺失礼教的社会，怎么可能成为和谐、幸福的社会呢？
『12』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孔子说：“如果有圣王治世，也一定要三十年后才能实现仁政。”
世通常是指30年，或指一个朝代。汉儒董仲舒在研究《公羊传》时提出“张三世”的理论，何休则在《春秋公羊解诂》中将此“三世”定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世）、太平世（大同世）”。他们认为孔子在《春秋》中针对三世的不同，通过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行文中暗含讥、贬、诛、绝等条例，将自己的治国理念——理想的“王道”精神贯穿其中，即《公羊传》所说的“三世异辞”。孔子之所以被后世称为“素王”、“新王”，就是因为他借《春秋》“垂宪立则”而行王者之道。
王者即民间常说的千年一帝，指治世的圣贤之王。尧、舜、禹属于圣王，周武王、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时期的帝王，属于贤王。佛教将圣贤之王称为“轮王”，按他们的德能又分为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和铁轮王。轮王都是应时运而生的，能将国家由乱世转为治世，乃天生的治国能人，他们也需要至少三十年才能让一个国家达到“仁”。
综上我们就了解，国家的治理是有规律可循的。各国的政治经验可以相互借鉴，从庶民、富民、教民、胜残去杀到仁需要一个过程，不是随便可以达到的。一方面要有能力的领导人去治理，另一方面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行。可有几个国家能保持一百年以上的和平稳定？能保持三、五十年的都不多。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周王朝、汉、唐等朝代保持了较长期的和平稳定，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方面是依靠为政者的道德与智慧，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圣人的礼乐教化。既知治国之难，国人就应树立起历史使命感，遇事要从国家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去考虑才行。
正身务本
『13』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说：“切实地端正自身品行，对政事来讲，难道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如果不能端正自身的品行，又怎么能端正他人的品行呢？”
当官首在正其身，无欲则刚，说话才能掷地有声。身上有污点、道德有亏欠，迟早都会被人告发，沦为笑谈，或被人要挟，那还谈什么治国？美国近年发生的虐囚丑闻、黑狱丑闻，就使小布什的支持率连创新低。
《大学》说：“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zhì愤怒），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可见正心的意思是心地清净，远离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做到“无我”才能正心。有私欲，就容易将之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为政以德就是空话。
『14』冉子退朝，子曰：“何晏（yàn）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冉求退朝回来，孔子说：“怎么这么晚呀？”冉求说：“忙于政务。”孔子说：“你那是忙于事务，如果真是忙于政务，虽然不是我去做，我也能象列席会议那样一清二楚。”
晏是迟、晚的意思。“与闻”相当于“列席”的意思。孔子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摄行相事，与闻国政，即列席各种国政会议。
这也是一段有意思的谈话。冉求说自己挺忙，有很多政务。孔子不屑地说：是事务吧！因为在孔子看来，政务首在正身、正德，现在冉求却在为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忙活，好比董事长不去考虑企业发展战略，却喜欢帮别人打字，且乐此不疲一样。
换句话说，如果从政者在忙于政务，全国人民也能清楚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我们考察领导干部有没有做政事，就看他符不符合率民以德、正心诚意的标准就行了。如果他只喜欢热衷于在媒体面前作秀，或忙着请各路神仙吃饭、开杂会，那便是忙于事务而不是政务了。事实上，越是贪官越懂得做表面功夫，总是很开拓进取的样子，其实他忙的都是关乎自己官帽前程的那一套。
『15』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