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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之中了。”（鲍曼的通知的日期是1942年6月8日。四天之后，希姆莱批准了一份旨在把西伯利亚作为东方欧洲居民（波兰人，捷克人，乌克兰人和卢瑟尼亚人）最后定居地点的“东方总计划”大纲。）
英国刺激德国的第二着儿是空袭，当然这也是为给俄国的盟国以强烈的影响。就在这时，正如希特勒从他的调查局译电员那里得知的一样，莫洛托夫正在伦敦和丘吉尔秘密会谈。希特勒在柏林向候选军官讲话之后，他的专列载着他回到东普鲁士时，他接到了英国对科隆进行大规模空袭的令人震惊的报告。地方长官报告说，损失是巨大的。然而戈林却舒舒服服地在纽伦堡郊外自己的城堡里度假，他宣称既然他的防空部队击毁了四十来架轰炸机，并且英国实际上“只出动七、八十架”，那么德国空军就是这场战斗的真正胜利者。希特勒相信地方长官的话，而不相信戈林的——所以丘吉尔宣布有一千架轰炸机参加了轰炸时，更是如此，就连丘吉尔也难免夸大十倍，希特勒这样推理。他倾向于接受英国皇家空军派了大约三百多架飞机的说法，无非是为了给克里姆林宫作出姿态。当耶舒恩纳克将军坚持德国空军的说法不可信时，希特勒粗鲁地回答：“我从来没有在不合口味的真理面前投降过。不过，要让我得出正确的结论，我就必须弄清事实。”空袭科隆之后，可以得出结论，敌人决定利用他们暂时的第二战线决心向市民发动进攻，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直至纳粹政权投降。在科隆大约死了五百人，还有四万五千人无家可归。令希特勒沮丧的是，戈林丝毫没有向他掩饰德国空军没有能力坚持报仇。此刻希特勒为自己在早些时候的战役中，在使用空军轰炸机部队上的过分“节制”而后悔。他竟给了华沙一个“公允宽宏的”投降机会，他对布鲁塞尔和巴黎根本没有轰炸，更不用说哥本哈根和奥斯陆了。“如果有谁说这些城市的无价之宝因空军轰炸而毁，那就是弥天大谎，”他对一位中立国外交官说。可是，现在情势逆转：欧洲人民根本不想使用暴力，却尝到了新暴力的滋味。
德国对于这一新趋势的贡献——从中欧消除犹太人——现在更大了。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把一千一百万犹太人看作是“欧洲的灾祸”——看作是不分敌友威胁着每个人的东方瘟疫。希特勒觉得最终全欧洲会明白他的仇恨。约瑟夫·戈培尔推理：“如果他们不能赶走我们，总而言之，我们必须赶走他们。”犹太人成为每个地方发生游击运动的根源似乎是必然的。
究竟采用怎样的“消除”方式，有各种解释。毫无疑问，只有希特勒的解释才是左右驱逐行动的权威性解释，而谁主动地对这场苦难的犹太人大批出国运动最终采取了残忍步骤至今无定论。
1942年1月，盖世太保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柏林向他的主要政府官员作了这样的简要说明：元首已正式批准把所有犹太人向东方领土疏散，取代原来的向海外驱逐的计划。他们将在东方修筑道路，直至累得倒下。在3月初的又一次海德里希召集的会议上，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那些人所形成的棘手问题得到了详细讨论。一种解决办法是给他们做绝育，但是这波及到七万多人，每例手术，需要十天的医院治疗，因此这一步骤不得不拖到战争结束；另一种是所谓“高层”意见——比如，希特勒的意见——大意是必须严格分清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因为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少数民族以法律形式得到永存是不可接受的。在1942年3月初传阅的一份文件中，海德里希的安全总局向各部建议，欧洲的—千一百万犹太人暂时集中在“东方”，战后可以给他们一个象马达加斯加这样的遥远领土作为民族家园，官方说法就是如此。
实际上的行动却是另一回事。欧洲各地的犹太人， 分别从 3月和4月起，被集中在被占领的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还有热衷于纳粹的附属国斯洛伐克，由于政治原因，匈牙利——它有将近一百万犹太人——和罗马尼亚尚未着手处理，但已通知他们，那里的犹太“问题”将留到战后解决。于是，犹太人在一名最残忍的党卫军头目、在里雅斯特出生的前维也纳地方长官奥迪洛·格洛博克尼克准将的指挥下，从汉斯·弗朗克的波兰总督辖区中的卢布林犹太人区开始向东方出发了。在东方，他们被极为秘密地灭绝了，对此谁该承担多少责任，在两份文件中发出了折射的光。
4月9日在克拉科夫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汉斯·弗朗克拒不承认移交所有犹太人给秩序带来了混乱的责任。因为“清洗犹太人的指示来自上面。”从6月26日的一封信中可以清楚看出，希姆莱想千方百计地封锁大屠杀的消息，因为有人引述格洛博克尼克的话说，他想千方百计地尽快结束此事，以防有一天压倒一切的力量会阻挠他们完成这项工作：“党卫军最高长官，你自己曾说过，只是为了保密的缘故，你觉得这项工作应当尽快完成。”保密工作几乎做得严而又严，希姆莱自己的文件暴露了他如何欺骗了希特勒。9月17日，正当杀人机器以最高能量运行的时候，党卫军最高长官仍然从容不迫地在笔记中草草地记下当天的元首会议：“犹太移民一—我们该如何进行？”还有，在1943年3月，他要求把一份十分露骨的统计报告修改一下，删掉其中零零星星涉及对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的文字，然后再呈给元首！”
令人发指的灭绝纲领的机密，保守得很好。1942年3月27日。戈培尔曾在日记中无所顾忌地写下了这些机密的要点，可是他看见希特勒时，却对此只字不提。戈培尔在3月19日见到希特勒时，也只引述了希特勒的“犹太人必须滚出欧洲。如果必要，我们一定采取最残暴的手段。”这句话。希特勒在3月26日向戈培尔重复了这句话，又补充说，他已让希姆莱负责安排德国犹太人定居于东方犹太区域的这项工作。此时，戈培尔也没有向希特勒透露半点消息。5月15日吃午饭时，希特勒再—次谈论向东方驱逐犹太人的问题，此外也只是忿忿地提到资产阶级对此所持的不该有的温情。与十九世纪的德国移民相比——他们中许多人死于途中，犹太人的遭遇该多么好哇！
29日午饭时（如戈培尔未发表的日记所记载）希特勒又大谈特谈犹太人战后的最好家园，西伯利亚不行——它只能产生更厉害的犹太杆菌，巴勒斯坦也不行——阿拉伯人不要他们，也许是中非？不论怎样，他做了总结，西欧必须清除它的犹太人——在那里不能有他们的家园。7月24日希特勒还在饭桌上说起他的把犹太人驱逐到马达加斯加——现已在英国人手里——的计划，或许这里在战争结束后是犹太人的另一个家园。
事实上，希姆莱在文件中小心翼翼地把大屠杀本身的责任从希特勒身上卸去，与此同时，他又把杀人机器加到最高档。（因此，7月28日他写信给党卫军戈特洛勃·伯格尔将军：“已占领的东方领土”——指波兰——“将要摆脱犹太人。元首委托我去执行这个艰巨的命令。谁也不能剥夺我的这个责任。”）7月19日，即见到希特勒的三天之后，希姆莱命令到1942年的最后一天，要使总督辖区的犹太人“定居新地”。7月22日以后的每一天都有一列车运载五千犹太人从华沙出发开往特莱勃林卡的灭绝中心；每星期有两列火车从普热梅斯尔出发开往贝尔赛克的灭绝中心。此外，在8月，第一次与匈牙利人非正式地交涉，以立即着手向东方驱逐他们的一百万犹太人。匈牙利驻柏林公使多米·斯托杰伊伯爵于8月15日提醒布达佩斯说，这样做从“根本上背离”了希特勒早已作出的关于匈牙利“问题”可以留到战后解决的裁决的承诺。“德国人决心使欧洲摆脱犹太分子，不想再耽搁，而且打算——不顾这些犹太人的民族而且只要有运输设备——将他们驱逐到东方的德占领土上，他们在那里将定居在犹太区或劳动营中，接受强迫性劳动……根据绝对可靠消息，党卫军最高长官希姆莱在一次党卫军领袖会议上说，德国政府希望在一年之内完成这些驱逐工作。”
是什么促使希姆莱这样加快了速度？毫无疑问——根据他的参谋长卡尔·沃尔夫的回顾——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布拉格被暗杀。最初，纳粹分子将其归咎于犹太特务，并且相信了这个臆测。目睹者描述了此事在希姆莱心灵上留下的创伤：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