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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会议是简短的，因为要考虑到意大利领袖的健康，即使这样，他还是很难明白他们的意思。两位独裁者各怀心腹事。墨索里尼仍然要和斯大林停战，以使轴心国能集中全部力量反对英国和美国，他递交给希特勒一份关于与苏联谈判可能性的备忘录。只要同盟国在俄国护航队和第二战线上表现得非常笨拙，斯大林就对它们不放心。意大利领袖认为西班牙会自愿加入轴心国。对于希特勒这一切都是令人失望地幼稚：从调查局截获的消息中，他知道伦敦、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为打败德国是怎样紧紧地勾结在—起，而且有迹象表明西班牙已受他们支配，很令人震惊。如果将来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不被推翻，他劝说墨索里尼，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突尼斯。这就是说，意大利海军必须舍得动用它的精华，把它拥有的所有快速巡洋舰和驱逐舰用于给突尼斯的补给供应上。拯救行将溃败的阿尼姆的集团军是不可能的。意大利领袖要求给他的船只多一些燃料油，希特勒同意供给。希特勒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腓德烈大王和普鲁士人的坚韧不拔，足足讲了一个小时，占用了余下的全部时间，墨索里尼返回罗马，身体和精神有明显的好转。
希特勒私下里的观点和公开的观点的区别犹如克莱斯海姆和伯格霍夫之间的差别一样明显。私下里，他对新秩序的态度是冷嘲热讽的。意大利领袖要是听到了元首对手下人暗地里说的话该作出怎样的反应呢？“我们的邻居全是我们潜在的敌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榨取他们。但是，我们既不能也不应该对他们许下任何诺言。”
每天晚上，希特勒被小汽车送回伯格霍夫，在那里爱娃·勃劳恩的两只不整洁的黑色苏格兰狗的叫声和穿着高雅的最新时装的爱娃迎接他。爱娃最爱穿的是紧身绿色毛衣，长长的袖子，边上镶着一条宽豹皮。希特勒吻她的手，和她房间里的其他人聊天，有她的漂亮的妹妹格莱特尔、赫塔·施内德夫人和马里恩·舒曼夫人，这些人和贝罗的妻子、卡尔·勃兰特医生的妻子一样，都是那里的常客。爱娃在地下室的滚木球弄堂里组织了惯例性的电影晚会，但是希特勒虚伪地躲开了。“在战争年代，在应召前线的人们流血牺牲的时候，我不能看电影。此外，我必须节省眼力，好用它来看地图和公文。”另一个同样神圣的考虑妨碍了他穿更舒适的衣服。他曾这样写道，丘吉尔可能穿着丝绸罩衫，截着牧童帽子嬉戏于世界——但他没资格当帝国元首。“只要我们还在打仗，我就不能脱下这套军装。我的腿象粉笔一样白，穿上短裤，看上去太可怕了。但是战争一结束，我就要把我的军装挂在钉子上，到这里隐居，让别人接管政府。我老了的时候，周围尽是才智超群的人，我要写我的回忆录——我再也不想见到军官。我的两位年长的秘书将留在我的身边，干些打字的工作……”
那年春天，希特勒要很晚很晚才去睡觉，因为在敌人的最后一架轰炸机离开德国领土之前他不肯去睡觉。英国和美国的轰炸机播下的浓烟烈火已远远伸向中欧。单是3月份就有八千吨炸弹投到德国，有时候，象杜伊斯堡、埃森和柏林这样的城市，一座城市—夜里就投下一千吨。4月4日，在美国的空袭中，巴黎有二百二十八个市民被炸死，那不勒斯有二百二十一个市民被炸死，5日，美国对比利时港口城市安特卫普的一次空袭炸死了二千一百三十个市民。戈林的空军没有力量保卫或进行有力报复。希特勒对陆军的远射程导弹计划的兴趣增加了，3月29日他批准了斯佩尔为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大型混凝土导弹场地设计的蓝图，一旦有了导弹，英国将从这里受到轰炸。这是使他对最后胜利继续怀有希望的几个“秘密武器”计划中的第一个，然而胜利毕竟没有多大希望。
由于戈林的威信降低了，其他官吏们的竞争也就加紧了。4月一个月里，斯佩尔几乎是伯格霍夫的常客，而鲍曼是这宅邸的主人。他终于使希特勒在一份指派他为希特勒的官方“秘书”——给他掌管希特勒的安全和事务的特殊权力——的文件上签了字：他有权主持所有会议，有权‘把元首的决定和意见传达给帝国部长们以及其他部门和机构”——炙手可热的特权。他将独自决定哪一个恳求接见的非军事人员可以见元首，什么样的文件可以给元首看。鲍曼的权力变得如此之大了。他的眼睛可以看到四面八方；他的精力旺盛得惊人，他的忠诚无可置疑。当三十五岁的维也纳地方长官巴尔杜·冯·席腊赫（希特勒曾把他当作可能的接班人）怀疑鲍曼的国内政策时，鲍曼以谋略击败了他——3月26日把他叫到希特勒那里，当着希特勒的面指责席腊赫搞“颓废”的道德讲演和艺术展览。斯佩尔和戈培尔也跟着这样做了。席腊赫不甘示弱，指责里宾特洛甫没能建成通往敌人的桥梁。希特勒为之辩解说，由于卡萨布兰卡和“无条件投降”，已没有选择的余地。后来他生气地对鲍曼说，这位地方长官受了维也纳的影响：他也染上了失败主义。
永远的千年帝国—元首与战争—第四部—抓住救命的稻草
抓住救命的稻草
到1943年的春天，轴心国联盟已是有名无实，希特勒对此是清楚的。在突尼斯蒙哥马利的攻势获得了成功，轴心国的桥头堡被摧毁已是无法挽回。2月末，意大利人已经暗示，失掉突尼斯后形势可能发生大变化，一个月后，丘吉尔对国会提出的有关轴心国可能进行停战试探的问题，只作了含糊其词的回答。芬兰已经在探求脱离战争的途径。从提供给希特勒看的电报译文可以清楚看出，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政府在中立国首都都派有官方使者，向四方敌人试探和平的可能。这时，维德孔·吉斯林和特波文地方长官——驻挪威帝国委员——分别提醒希特勒，如果敌人入侵挪威，瑞典将支持同盟国。希特勒曾亲自指示他的驻斯德哥尔摩新使节，他的唯一目标务必确保瑞典中立，以保护德国的铁矿供应。现在他要采用更为凶狠的手段：有一次开完了伯格霍夫常务会议，他把约德尔和一小伙信得过的顾问留下，指示他们草拟一个在必要时闪电式入侵瑞典的计划提纲。只有“城堡行动”——重新获得东线的主动权——成功了，才能使这些边缘国家协调起来。
罗马尼亚的安东奈斯库元帅于4月12日被请到伯格霍夫，以听天由命的态度接受了希特勒的指责。现在在他和希特勒之间，不可能找出一个折衷办法，谁也不是彻底的胜利者，谁也不是彻底的失败者。当希特勒给他读调查局提供的有关电话记录及其他证明罗马尼亚的部长们不忠诚的文件时（还有他们在安卡拉、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波恩，特别是在马德里和敌人的秘密谈判），这位元帅做出令人信服的义愤填膺的表情（尽管这些试探是他本人授权进行的）。几天之后，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断然否定调查局的记录是真实的，希特勒对这位海军上将进行了更为粗暴的欺侮，他完全支持凯莱首相，再三否认匈牙利和敌人有联系。希特勒满有理由既不信任霍尔蒂也不信任凯莱。他说，“我们必须同舟共济，如果谁下船，谁就会被淹死。”
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促使匈牙利摄政王对他的犹太居民采取更为严厉的路线时所使用的语言也远不是柔和的。纳粹觉得八十万犹太人竟然在欧洲中心的国家——特别是在爱闹事的巴尔干北部——自由活动是不可容忍的。几个月来，德国曾施加压力把匈牙利犹太人移交给德国的适当机构，以便驱赶到“东方保留地”。他们曾争辩说，只要犹太人存在，就有潜在的造谣者、失败主义的筹办者、破坏分子、敌人秘密机关的特务以及正在剑拔弩张对准德国的“国际犹太民族”联络员。
波兰发生的一些事件被看作是最难对付的起了极坏；带头作用的，特别是有些报告说，犹太人流窜到全国各地，从事暗杀和破坏活动。最近希姆莱的命令使对希特勒的驱逐犹太人的命令的贯彻执行变得更紧迫更严厉， 即使在总督辖区留下来搞军械工作的犹太人，也要在集中营里集体住，最后也被除掉。在华沙，犹太人区里幸存下来的五万人正要发动一场武装起义——使用的武器弹药显然是希特勒的盟军向西逃跑路过城市时卖给他们的。希特勒命令把犹太人区毁掉，彻底搜查废墟，搜查犹太人。‘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