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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尔歌剧院入口那条路。1938年11月9日，就在他通过慕尼黑这段路时，一个名叫莫里斯．巴沃德的瑞士招待把枪口对准了他，只是由于人们突然举手致意，林立的手臂使他没得逞。只是当巴沃德在奥格斯堡被铁路警察逮住时——当时罪犯正试图离开德国，可是未持有效车票，并发现他带着一个写给元首的信封——希特勒才知道这个未遂刺杀案。审问时，他供认10月份在上萨尔斯堡山元首每天散步的时候，他曾携枪秘密追踪过。人民法院1939年12月对巴沃德进行秘密审判。
人们猜想希特勒在慕尼黑要呆到9日，再举行一些仪式后飞回柏林，可是8日上午柏林往他的下榻地打电话说，明天是“黄色方案”的最后期限，陆军请求对方案进行重新决断，需要马上飞回。他的首席飞行员预告说，据天气预报不宜于飞行，他派出一名副官去安排把他的专车挂到当天晚上从慕尼黑发出的快车上。副官回来报告，此次列车第二天上午10点半钟方能把他送回柏林，可是如果他演讲后去赶车，事情就好办了。希特勒烦躁地问是不是没有下一趟车了。要是乘下一趟快车到达柏林时已太晚，赶不上研究陆军事宜。所以希特勒把他的讲演提前五分钟，提到下午
8点10分进行，并命令赫斯代表他参加为第二天安排的仪式。
7点30分，慕尼黑警察局长前来护送他到啤酒馆去，一名副官给啤酒馆打电话，指示说讲演必须正点开始，因为时间表安排的非常紧。时钟正打八点，元首走进洞穴似的啤酒馆，地方党铜管乐队停止演奏进行曲，克里斯蒂安·韦伯（从前的马贩子，现在巴伐利亚纳粹党的一名要人）致了简短的欢迎词。
一般情况下，希特勒大约要讲九十分钟，可是这次，他站到木镶大柱子前的讲坛处还没讲上一个小时。很多老党卫军成员上前线了。所以大厅里除了坐着1923年政变被害的十六个纳粹党员的直系亲属外，还坐满了早期老党员和当地的达官显贵。希特勒的演讲毫无例外是对英国的一顿痛骂。希特勒宣称，英国的这次新十字军东征的“真实动机”，就是对新德国的忌妒和憎恨，因为德国六年之内取得的成就要比英国几世纪取得的还多。负责照顾元首准时上火车的尤利乌斯·夏勃忐忑不安地一次次向希特勒递卡片，上面草书着越来越急迫的告诫“十分钟！”然后是“五分钟！”最后是一个断然的“停止！”——元首从不用表，这是他以前告诉元首时间必定采用的手段。“党员们，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同志们，德国人民，尤其是我们胜利的空军：祝你们健康！”希特勒结束了讲话，举步走到蜂拥向前的党内官员们中间。心烦意乱的尤利乌斯·．夏勃在9点过12分把元首护送出大厅。快车还有19分钟就要从本站发车了。
在离开慕尼黑后第一站，奥格斯堡站，有消息传到了希特勒的车厢。虽然众说纷纭，都说啤酒馆发生了非常事件。在纽伦堡站，地方警察局长，一位马丁博土，正等候报告更多的新闻细节。希特勒离开啤酒馆刚刚八分钟，镶木板的柱子里有一颗强力炸弹爆炸了，正好在他讲话的那个地方的后边。有很大伤亡。希特勒的副官尼古拉斯·冯·贝罗上校后来写道：“开始的一段的时间里，希特勒不愿意相信。他本人就在那儿呆过，那时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条新闻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变得非常沉默，然后说炸弹没炸着他是个奇迹。（贝罗继续报道说，希特勒兴奋地一再讲导致他提早离开啤酒馆的情况（也见罗森堡11月11日的日记），他开玩笑说这次是气象专家救了他的命．元首简单评述说，否则这位专家会用他的天气预报把他早早推进坟墓。因为天气看上去很黑，好象还得黑一阵子。）希特勒同党卫军的慕尼黑警察局长冯．埃伯斯坦将军通电话（他本来曾直接了当地严格禁止把常规的警察治安防卫范围扩展到党内），希特勒安慰这位极度痛苦的党卫军将军说，“不要担心——不是你的错。伤亡事故是很遗憾的，不过结果好，一切都好。”到早上7点钟，有消息说六个人被炸死（死亡数字后来升到八人），六十多人受伤。
在柏林的安霍尔特火车站，汽车司机终于说服了希特勒去视察防弹的曼赛德斯轿车，这是他为军用汽车集中调度场订购的。经希特勒的同意，这辆车开进了总理府的门厅，车的挡风窗是用
0。25英寸的层压玻璃作成，车身用的是加固装甲钢板，为防地雷，车底板造得特别厚。希特勒转过头来对马丁·鲍曼说，“将来我只坐这辆车。你真不知道哪个白痴会在你前边摔来一颗炸弹。”
一开始党卫军治安人员忙得团团转。希姆莱报告说：“海德里希的保安局知道啤酒馆的经理是个地位很高的共济会成员。他们主要和犹太人，共济会员们以及其他阴险分子打交道。”谍报局更是想入非非，猜想可以在遭到排挤的党内老资格的高层人士中找到罪犯。说不定他们和戈林也有勾结！希特勒显然希望这是外国间谍干的。害怕再度失宠的人们匆匆忙忙摘清白己和慕尼黑暴行的关系。其后有好多天，副官布鲁克和旺切都给这位心情烦乱的元首送来慰问电。发来慰问电的有冯·霍尔蒂海军上将，意大利国王和王后、本尼托·墨索里尼，仍在流放中的德皇威廉，以及陆军元帅冯·勃洛姆堡。荷兰女王威廉敏娜打电报给阿道夫·希特勒：
“帝国总理阁下，请允许我对阁下免遭可憎的暗杀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甚至正当希特勒还在啤酒馆讲话之时，不知怎的，在康斯坦茨逮捕了一个人，他试图非法越境到瑞士那边去。这人名叫格奥尔格·艾尔塞，三十六岁，斯瓦比安制表工人。他在11月13日夜里坦白说，他独自一人设计、装配一个定时炸弹，并且把炸弹安装在那个柱子里。他兜里有一把钳子，几张手榴弹草图和导火索设计图、几条导火索、一张印有啤酒馆大厅内部照片的明信片，在他的西服翻领下边，还藏着一枚先前的“红色战线”共产主义运动徽章。经盖世太保审讯，一周后整个事情真相大白——他怎样在十年前加入了红色战线，但对政治早已失去了兴趣。可是在纳粹统治的前几年中，象他这样的手艺人相对贫穷，再加上对劳动和宗教也都管了起来，他因此被激怒。一年前他就决定铲除希特勒，并且开始搞精巧的定时炸弹，为了倍加可靠，他装了两套钟表机械装置。在这个柱子嵌板里边苦凿了三十个晚上之后，11月5日晚最后一次会议上，即希特勒同勃劳希契在柏林进行激烈争吵之后，他安装上了预先调好的两个钟表机械，并装上隔音软木以防人们听见滴嗒声。从审问的记录中可以明显看出，艾尔塞对自己高超的手艺感到得意洋洋。他拒不承认是按上边的命令行事的，尽管两个逮捕他的海关官员都说看见在瑞士国境那边不远处有一个身着浅色大衣的人显然正在等他。他讲的大概是实情。而且毫无疑问，制表工人只身一个，几乎干成了这桩五年后由—群军官以及知识分子所未能干成的事，他们为这一阴谋筹划好几年，并且充分施展个人智慧。
希特勒认为，他的死敌好象是纳粹的叛徒奥托·施特拉塞。此人那时正在瑞士，这好象不是巧合。后来还宣称荷兰首相以及安东尼·艾登本来就知道这次谋杀。希特勒私下向他的将领发誓，有朝一日他一定要把全部事实公之于众。之所以尚未公布，是因为他还想围猎那些幕后操纵者。治安防卫加强了。希特勒大本背司令官隆美尔11月9日写道：“六英尺厚的碎石盖在元首昨天傍晚讲话的地方，可见爆炸是多么剧烈啊。人们真不敢想象如果暗杀成功了，会发生什么情况。我唯一的希望是元首大本营里的治安防范工作要再好好整顿一下，全局由一人主管（由我主管）。因为如果有人负此专责，到时候就不会互相推诿了。”15日在提到“黄色方案’时，他又写道：“元首的决心空前坚定。慕尼黑未遂暗杀只能使他的决心更大。目睹这些真感到了不起。”
在慕尼黑爆炸的次日，希特勒再次推迟执行“黄色方案”。11月13日他又指示，22日前不发动攻势。
有理由相信，希特勒本人并非认为预定期限是一成不变的——定下期限无非是想让军队能保持高度备战状态，以防西方国家万一突然入侵低地国家。西方国家也不一定多此一举来伤害比利时和荷兰人民的感情，因为除少数犹太分子外，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