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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又少间隔又大，再加上俄国的防御都集中在这里。唯一一条好公路
（斯摩棱斯克到维亚兹马）也埋设了高效炸弹，通过远距离操纵，爆炸后，顿时留下数个三十英尺宽，八英尺深的弹坑。气温逐夜降低，积雪和泥浆已结冻，上午冰雪融化，路上又无法通过了。
“俄国的道路难以用笔墨形容，”卡纳里斯的一位在东线巡视的助手这样写道，“路面常常有一百码之宽，任走路的人自选车辙。表面是厚厚一层令人讨厌的粘泥，有深有浅：如果慢慢驾车前进，会把卡车陷下去，如果把车开得很快，车轮又要打滑空转，尽管路面很宽，错车却极端困难，因为两边车辆都想走那条轧出来的路，因为很难从老车辙中开出去，所以常常发生撞车事故。”正当德国部队挣扎着通过这片污泥浊水之时，他们和几队跋涉西去入狱的悲哀的俄国人相遇。人数以几十万计，给德国军事当局带来了食品、运输和膳宿方面预想不到的困难。“这几队俄国战俘在路上行进，看上去好象一群缺乏理智的牲畜，”卡纳里斯的助手这样记载道。这些用拳头和皮鞭也难维持住秩序的可怜的俘虏群定婀走，直到饥饿和疾病把他们的力气耗尽才停住脚步，这时只好由他们的同志抬着或者丢弃在路旁。“第六军团（莱希瑙的军团）曾下令枪毙所有濒危的俘虏。不幸得很，这些人，在路旁就被枪毙了，甚至还有在村庄里枪毙的，当地人民曾目睹这些事实。”俘虏营中食物缺乏到了极点，竟然发生吃人肉的现象。报道继续说，“人民把德国兵视为把他们从布尔什维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的解放者。他们极为好客并以厚礼相赠，表现出有益于我们的情绪，可是如果处理不当，可能适得其反。”
第一次党卫军大规模反犹太行动9月末在基辅发生了。先前提到的那位助手向卡纳里斯作了报告；“命令说，要对犹太人进行‘重新安排’。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犹太人接到命令说，第二天夜里接到通知要立刻到指定地点报到，最好的衣服首饰要随身携带。不分阶级、性别，年龄，然后被带到城外预定场地，在那儿，借口说要举行某种仪式，让他们把珠宝首饰寄存起来，然后把他们带走，离开大路，处理了。这期间发生的情况可怕已极，难以言表。不可避免地对德国行刑队带来了影响一—只有借酒力才能行刑。一个奉命作行刑人的党卫军保安处的军官述说，他其后几日
…总做恶梦。当地人民对这个清洗计划（对此计划他们了如指掌）的反应很沉静，有时还｛瞒意，乌克兰民兵实际上参与了此事。”甚至有人对于党卫军特遣队让犹太人从撒下的大网中逃跑还提出了抗议。
基辅大屠杀的实际起因不清楚。保安警察局的报告表明，这是乌克兰不耐烦而下令进行的报复行为，因为据报道，俄国犹太人充当苏联秘密警察的特务，在德国人进来后放火烧城。但无论起因如何，在9月最后两天，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一个俄国犹太人在基辅被处决。一个月后数字升到七万五千名。
有种种迹象可以确凿证明，早在“巴巴罗沙”开始之前就有这样的计划了：6月海德里希在杜本给党卫军特遣队指挥官上课时，就曾指示他们（据其中一位指挥官瓦尔特·布卢姆说）这些东部犹太人是布尔什维主义智慧的源泉，“按元首意见”要予以清除。希姆莱，这位党卫军最高长官在5月份对他们也简略地讲了同样的意思，而且9月末他又巡视了特遣队司令部，向他们宣布（例如在尼古拉耶夫的一次演讲中，就曾对统帅D特遣队的奥托·奥仑道夫宣布过）说，只有他一人负责“同希特勒联系”。
希姆莱大概故意讲得含糊其辞。有文件强有力地表明，希特勒所负的责任不同于希姆莱，他仅在作出把全部欧洲犹太人放逐到东方去的决定上负责任，而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人到达“东线”后所发生的一切要由希姆莱、海德里希以及那里的地方当局负责——他们充分利用了元首制造的对人类生命的仇恨和轻蔑的情绪。1941年9月18日，希姆莱给阿图尔·格雷塞，这位粗暴的沃塞兰德（即两年前德国入侵时并吞的波兰领土）的地方长官写了信：
“元首强烈希望要从原来帝国的领土及＇波希米亚——摩拉维亚）领地上清除犹太人，从西到东，越快越好。所以，作为第一步，今年要尽其所能地将原来帝国和领地上的全部犹太人迁往帝国1939年首先并吞的东部领土上，来年再把他们东迁（到俄国）。”
希姆莱建议赶紧把第一批六万人送往罗兹隔离区去过冬。由海德里希负责这次犹太人的移民工作。显然第二步把他们象垃圾一样倾倒到俄国的国土上，但这步需要等到俄国战役结束，运送军需对铁路的压力缓和时才能进行。
这时，有一件事把希特勒本人的态度暴露得清清楚楚。9月
20日他获悉布尔什维克虐待伏尔加附近的日尔曼种族的一大批侨民：有消息说，消灭了数千人，其余的人被驱逐到西伯利亚。外交部建议对东部被占领区上的犹太人采取报复行动，甚至对帝国国内的犹太人也采取行动。可是里宾特洛甫的代表巴伦·阿道夫·冯·斯林格拉克特在记录中写道，“元首尚未作出决定，”次日科本又记录道，“希特勒决定推迟对犹太人的报复，以防止美国突然宣战。”戈培尔两天之后看见了元首，戈培尔没有发表的日记中仅记载了这样的话：“元首的意见是必须把犹太人逐步地从德国全部赶出——所以说，即使对戈培尔，他最信任的反犹太部长，希特勒也没有专门提过对德国犹太人或俄国犹太人进行什么灭绝的问题。
替俄国犹太人辩解的人不多。德国陆军也不怎么反对清洗他们——曼施坦因甚至认为这是有效的预防措施，可以在游击队活动出现之前消灭其滋生地。统帅第六军团的莱希瑙认为这是使欧洲永久摆脱“亚洲犹太人危险”的组成部分，是合情顺理的。在一篇打给部队的电文中他宣称：
“在东线，士兵不仅是遵守普通战争法规的武士，也是捍卫纯粹日尔曼理想的毫不妥协的旗手，又是那些对日尔曼和有关民族犯下兽性罪恶的复仇者。
因此，土兵必须懂得我们之所以必须严正地向低劣的犹太民族讨还欠债，也是为了把德国武装部队后方的叛乱消灭于萌芽状态之中，经验表明这些叛乱常带是在犹太人中孕育的……”
希特勒认为此项声明很“精采”，陆军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把这项声明作为样板送发到其他指挥部去。
然而，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从未直接向希特勒报告过对俄国犹太人野蛮屠杀的情况。比如，10月5日晚饭时，希姆莱对希特勒讲述了基辅给他的印象，当时他刚刚对乌克兰作广泛巡视后返回，他巡视了基辅、尼古拉耶夫和科森。沃纳·科本，这位那天傍晚希特勒餐桌上的客人记录了希姆莱的评述：“基辅……居民人数仍然很多。人们看上去很贫穷，象是无产阶级，所以‘把那里的居民减少百分之八，九十并不难！’这位党卫军最高长官建议（元首立刻表示同意）在基辅，俄国最古老的修道院要充公，以免成为东正教和国家主义注意的中心。目前修道院由德国部队守卫，因为那里拥有无价的宗教财宝。”
活下来的希特勒的副官、秘书及大本营的速记员全都一致作证说，希特勒在大本营里从未提到过俄国或欧洲犹太人的灭绝问题（秘密提议也不曾有过）。甚至希姆莱的参谋长、希姆莱和希特勒之间的联络官党卫军的卡尔·沃尔夫将军当时对执行中的计划也一无所知。（1942年8月他对此开始发生怀疑）鲁道夫·施蒙特，这位常常去俄国前沿的视察员，好象对于那儿发生的情况有所怀疑，因为当希特勒的电影摄影师沃尔特·弗伦茨自愿陪同希姆莱和舞台设计本诺．冯，巴伦特到明斯克出游，无意之中成了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屠杀的可怕的见证人，施蒙特劝他毁掉拍摄的唯一一张彩色照片，并告诉他“不要多管闲事。”
到1941年10月中旬，尽管天气恶劣，俄国军队在前线还是节节溃退。希特勒仍然高兴得容光焕发。13日，他和里宾特洛甫首次要对统一后的欧洲提出纳粹的基本看法。赫维尔写道，“帝国外交部长拜访了元首：第一次考虑欧洲宣言问题。大概首先涉及经济问题，也许在冬季开始之时。元首情绪极好，悠然自得。”用餐时，他透露说，他考虑把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瑞典和芬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