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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你还怀疑元首肩负的使命吗？’在一所建于十四世纪日耳曼骑士阶层全盛时期的长长的圆柱大厅里，希特勒作了一个准备了好多天的冗长的讲演。他委婉动人地把他用来打这场战争的人道精神和毕苏斯基逝世后波兰人对待德国少数民族的作法进行了比较。“成千上万的人被驱逐，被虐待，被用最残忍的方式杀害。这些暴戾恣睢的野兽们尽情地发泄他们的邪恶的本性，可是——这个虔诚的民主世界却眼皮不眨地袖手旁观。”演说的结束语里，他没有说上苍保佑的话，而说的是，“全能的上帝，他已赐福于我们的武器”。
演说结束后，他的下属从一直挤到外面的集市里的缓缓向前的但泽人群中为他清除一条路来。汗流浃背的元首到一个贵族家洗了个澡，又把自己的讲演整理成文，准备由新闻界发表。然后他到但泽附近的索波特海滨区的宽敞的卡西诺宾馆里住了一周。里宾特洛甫、拉麦斯和希姆莱也在这里为自己及其官员找到了房间。希特勒在他的二楼的251，252和253号的房间里，接见了不少来访军官，与此同时，一个军事会议正在约德尔的一套房间
202和203号进行。希特勒兴致勃勃，乐不可支。在两天后的一个午夜，两个男仆端着盛有香槟酒杯的银盘跟在他后面，他闯进了约德尔的房间，一些将军正在那里庆祝凯特尔的生日。尽管房间里烟雾缭绕，他还是在那儿呆了一个多小时，边喝边谈。他在波兰的胜利已经使他确信，他所创建的武装部队能出色地完成他所部署的一切任务。
在索波特这里，希特勒开始考虑一项行动的进程，这项行动和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正在波兰所从事的勾当同样骇人听闻，即“安死术”，或者称之为“无痛苦致死术”。这项正式决定的公开理由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德国的精神病院需要大约二十五万张病床，
德国的精神病人的数目多得异乎寻常（几个世纪以来，不严肃的无选择的婚姻法造成的后果），总共有七、八十万人，其中有百分之十终生住在精神病院里。其余的有时住院，有时不住院。他们占了床位，浪费了医术高明的医生的精力，这些都是希特勒为治疗即将到来的战役中的伤员而目前正急需的医生。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人是遗传学上地地道道的混血儿，败坏了日耳曼种族的血统。据他的私人外科医生卡尔。勃兰特说，希特勒想要把
40—60％终生住院的精神病人偷偷地杀掉。
元首把他的保健医生和医务顾问召集到卡西诺宾馆他的那套房间里，特别召来了帝国总理府长官汉斯·拉麦斯和帝国首席医疗官伦纳多，康蒂医生，一起来的还有无处不在的马丁·伏尔曼，“元首总理府”（实际上是个党的权力机构）的官员菲立普·布勒也在场，来的原因不久就会清楚。希特勒指示康蒂医生，由于战争一个无痛苦地杀害不能治愈的精神病人的计划应该开始实行；这样，国家将给病人以更大的优先权，为他们腾出急需的病床和医护设备。看来康蒂医生把这个计划只限于那些最没有希望的病例上，他好象还询问了有没有科学根据能证明采取这项计划：将会为优生创造有利条件。他相信，当局只为这些病人提供死的助力该是有道理的，比如，促使晚期瘫痪症患者从最疼痛的阶段一下子结束生命。会议期间竟然使用了“无痛苦致死术”这个词，但是希特勒明白地告诉大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向死者至亲们泄露致死的原因。对这计划的具体问题又进行了一番讨论。康蒂医士提议使用麻醉剂，使病人一睡不醒，但是在与勃兰特医生单独讨论中，希特勒懂得了巴比土酸盐的效果太慢，太不“人道”，而多数医生认为，如果不过分局限于用医学上的办法，那么一氧化碳是最快、最安静的致死气体。接着，希特勒让勃兰特调查一下，哪—种方法最快，产生的痛苦最小。
在这次索波特讨论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还是没有任何结果。实际上，康蒂医生已经把全部精力用于和拉麦斯，和司法部，和精神病专家，法律专家的长时间讨论上，探索着希特勒提议中说的既合乎法律又合乎道德的根据。拉麦斯赞同颁布一条可以保护医生和护士从事这项计划而不受潜在犯罪指控的秘密法令。这一拖延的结果就使希特勒绕过了拉麦斯和康蒂，断然将一条口述命令记录在他的一张私人信笺上，上面有凸起的金鹰图案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字样。这条命令既简单又非正统，而且大大地扩大了·无痛苦致死术”的范围：
兹授予国家官员布勒和勃兰特医学博士以全权，二人有权扩大若干专门医生之权力，当以其医疗条件能诊断出危患时，他们可让那些目前医疗水平尚不能医治的人无痛苦地死去。
阿道夫·希特勒（签字）
这项元首命令的日期被提前到9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曾设想的“最初的西里西亚战争”的开始，这就难以捉摸地证实了希特勒直到最后都把这场战争看作是德国的斗争。现在这已不是一场局部战争，而是一场血腥的十字军东征。在这场战争进程中，德国人民将因为厮杀而变得高贵，因为清除了他们血统中的杂质而变得纯净；从布勒的官邸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假招牌的组织；从1939年10月9日起，一份份称为统计调查的表格从医生们和各医院循环回到布勒的官邸；在这些表格上分项目填写着年老体衰、犯罪精神病和非日耳曼血统的病人。然后，三人医学顾问小组就凭这些表格决定每个病人生与死。希特勒曾告诉布勒，他想不受繁琐拖拉的公事程序的约束。他抵制拉麦斯要把这个程序编入帝国法律所作的一切努力，因为这样做会使更多的部长和官员知道在进行什么。
从二十年代起，希特勒就是个复兴日耳曼民族的狂热鼓吹者，对孟德尔派遗传学法律的一知半解，为他的信念提供了证据。（其实，“消极优生学”的进程是非常的缓慢：比如，如果所有活着的癫痫病人都被绝育了，那么总人口中的癫痫病发病率减少四分之一，也要三个世纪才能实现！）但是，在1929年，希特勒曾残忍地将其观点总结如下：“如果德国的出生率为每年一百万，杀掉其中的七、八千弱者，那么，最终结果可能是力量上的净增。”据一些权威人士说，德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有遗传性生理缺陷，国家社会主义者一掌握政权，就以此为借口，立即制定了种族卫生学纲领；内政部长威廉·弗立克则是个激烈的鼓吹者。1933年7月，内阁通过了第一个有关法律，从此后，报告遗传病患情况便成为医生的义务，以便使病人接受绝育。绝育和流产是“消灭没有生存价值的人”所易于推行的一个步骤，希特勒在1939年实行了这一纲领。一位年长的达尔文主义者（阿尔弗莱德·普洛茨）一—
1933年后帝国把他晋升为教授—一在1935年指出“战争引起的反选择的结果，必须以消灭的数额来补偿。”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这个民族不受到污染，战场…上失去多少优秀血液，就必须除掉多少不纯的血液——明显地公然出现在辩论中的假科学辩护，为希特勒在1943年所引用。
弗立克于1934年曾起草了协助地方卫生局行动的必要法律，这个法律与在每个党的地区级组织里的种族政治学机构的现行法律并行。在同一年，巴伐利亚省卫生事务专员极力鼓吹不能只是采用绝育方针。精神病患者、低能儿以及其他智能低于常人者必须挑出来，加以灭绝。他还补充说：“这项方针在我们集中营已经开始有限度地运用。”后来的十年间，成千上万的高级医务人员都要进修种族，卫生学的课程，更重要的是，1938年后，德国武装部队中的全体高级官员可能也学习了这些课程。十分巧妙地唤起他们在种族问题上的潜在的精神变态，并向他们解释了这些没有价值的怪人所造成的经济负担，特别是把令人讨厌的样品当作实验室活标本，让他们在慈善机关里吃和住。1935年6月，帝国以法律形式规定，凡有此类遗传病基因的，可令其流产。在同一年，希特勒公开告诉康蒂医生的前任，一旦战争来临，他将“着手处理无痛苦致死术问题”，因为战争造成的心理使来自宗教方面的阻力坏减少。但是，1938年底，希特勒才直接参与有关无痛苦致死术的制定，而且在那时，参与“安死术”的制定，而不是漫无边际的引起争议的消灭精神病人的计划。布勒的官邸曾反复向他提交痛不欲生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