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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公司还将成功的理念带给了全康州的企业。西蒙为康州人们捐献了一个在职培训的场所，并联合康州其它几个地区的商业和教育机构，共同建立了一个OWL在职教育的中心。这个中心为在职员工进行培训，这对于那些没有能力单独对员工进行教育的本地公司节省了资源。这项联合教育的投资方包括美国西蒙公司、美国康州劳动部、美国政府及企业高层商会以及地方大学等。西蒙公司承担了大部分投资，并捐献了部分坐落于康州西蒙商业区的普林斯顿中心，以及用于教育培训中心的新设备。
西蒙公司在中国也非常关注对未来IT人才的培养。曾在1999年为目前中国最大的智能化建设实验基地――上海同济大学赠送了一套综合布线示教系统，培训学生综合布线系统的安装设计。CARLSIEMON此次访华，将赠送另一套布线实验室给北京林业大学，以配合该校正在筹建的中国北方地区先进的“智能建筑技术试验中心”，以培养未来的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系统集成公司、监理公司的技术人员。
信息技术、智能建筑将是未来中国市场最热门专业。WTO，2008北京奥运为中国市场带来了无限商机。中国急需具有国际思维、国际知识、国际素质的IT人才。而信息技术、智能建筑将是未来中国市场需求最大、最热门的专业。综合布线作为通信基础设施，将作为智能建筑的重要一门课程在学校讲授。目前，清华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林业大学等都已开设了综合布线这门课程。
西蒙在中国的发展计划
？关注WTO、2008北京奥运
？积极倡导“宽带互联集成”布线理念
？积极推动未来布线大趋势：六类＋光纤布线解决方案
？加强对代理商的服务培训计划
？加强六类布线市场国际化的安装设计理念。西蒙在教育行业的主要用户：清华大学、北京市教科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洋国际学院、山东五所高校校园联网、首都图书馆新馆、江苏省委党校校园网、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宁夏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河南农业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南京通信工程学院、广州师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财经学院、东南大学逸夫馆、安徽大学图书馆（六类）、温州东方学院、云南大学、广州培英中学、云南玉溪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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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软件运动和GNU
理察法？斯德尔曼
一个正常的社会只有在良好的心态下才能发挥作用，这也是许多宗教信仰鼓励乐于助人的原因，因为这对于人类社会来说非常重要。
理察法？斯德尔曼是著名的自由软件运动领袖、GNU（自由软件协会）组织的创始人，是自由软件的精神领袖，是无数程序员和用户心中的“最后一个真正的黑客”、自由软件的奠基人。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中国。看到在座的有这么多自由软件的爱好者和追随者，我感到自由软件在中国有很大的潜力，你们将是中国自由软件未来的希望。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自由软件和GNU的发展。
使用软件的规则
当人们要问：这个社会使用软件的规则是什么？考虑这个问题的通常是软件公司的人，他们完全是出于自私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他们为了管制住别人不从他们身上拿走钱而制订这个规则。
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关注这个问题。当时我们这些程序员们是在一起合作共同分享这些软件成果。正因为如此，我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我们的社团是这样工作的：我们会从斯坦福获取得新的程序软件，或者一些源代码去写一些更好的程序，来解决一些原有的问题。或者你可以用那些源代码去实现你的想法，写一段更好的程序，甚至你可以切下一段程序用于你工作的另一段程序上。人们把这个称为软件的再利用。这样你可以把一段程序用于很多方面，这是我们这个社团致力的方向，也可以称之为对人类知识宝库的贡献。
我们并不针对任何人，相反我们是为所有人工作的。我们这个社团包括MIT的实验室人员，还有像斯坦福和康尼伯格大学的人员，甚至一些计算机公司的人员也加入我们的行列。但我们这个社团与计算机使用者不同，我发现了一些计算机使用者最关心的问题。
打印机的启示
举一个例子，施乐公司当时送给MIT一台激光打印机，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礼物，因为在当时是很先进的，MIT成为除施乐公司以外的惟一一家拥有激光打印机的单位。这台机器性能非常好，打印清晰度高，不像以往的打印机那样竖线会发生扭曲，线条打印得笔直、漂亮，它是由计算机控制的。
但它也有很多问题：如经常卡纸。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怎么办，以往的打印机也会出现经常卡纸、清晰度低的问题，我们无法改变打印速度慢、卡纸的问题，但我们是软件工程师，我们可以用软件来弥补硬件的不足。比如打印作业完成后，我们可以用程序提示：“您的打印作业已完成”，这样打印者不用再等多余的时间。另外我本人也专门写了一段关于卡纸的提示。一旦卡纸便会通过屏幕告知打印者卡纸了。或者打印机出问题了，系统会显示：“机器故障，需要修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你必须马上去修理，也许不会马上有修理工来帮助你，但是有时会有两三个同事同时来到你的办公室，你们之间可以互相帮助，共同修理。
事实上，我们把打印机当成整个系统的一部分，保证系统整体稳定运行。所以当新的打印机出现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想做类似的软件修改。可是问题出现了：新的施乐打印机是用施乐专有软件控制的，我们没有源代码，连最基本的修改都做不成。我们都是当时全世界最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可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人们对这台打印机感到很头疼。也许你打印后半个小时去看，却一张纸也没打印出来。又过了半个小时你去看，却发现一直在卡纸。于是你修理好了卡纸，回去又等了半个小时，心想这回成了，却发现打印了200页别人的东西，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然而最令我们感到头疼的是有人故意不让我们把这台机器做得更好。
他在背叛全世界。当时我听说康尼伯格大学的一位同事有这台机器源代码的拷贝件，所以我去了他在匹兹堡的办公室，想向他索要一份源代码拷贝件，他拒绝了，他说：“我已经承诺不会向任何人提供拷贝件”。我非常气愤，但是没有办法，只能扭头走了。这对于MIT的员工来说是一种悲哀，于是我们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机器也一直这样坏下去。相反这件事对我是个不小的触动。康尼伯格的那位工程师拒绝与我合作，也拒绝与你们合作，他是在背叛我们全体。
这是发生在1981年的事。只是因为他签署了一项不对外泄露协议，他在背叛全世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不对外泄露协议，我是受害者，我的实验室也是受害者。很多软件工程师都会遇到被要求签署不对外泄露的协议，而且会有很多诱惑和好处会诱使他们这样做。人们会对自己做过的错事找各种借口，很多人都这么做，为什么我不能呢？但是我不会签署这样的协议，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我和我的实验室是受害者。尤其是你并不知道你会伤害谁，也许会是你最好的朋友。如果有人送给我一个很好的软件，但要求我不对外泄露，我会感谢他，但告诉他良知不让我这样做，我宁愿不要这个软件。到现在为止，我从未在已知的情况下签署过任何不泄露协议。
70年代AI实验室的成立可以说是计算机领域的悲剧，AI实验室开始编写专有的程序，使得我们原有的共享的源代码变得一点用处也没有了。除非你签署了不对外泄露协议，否则根本无法在一台先进的计算机上工作，因为他们编写了ISS（不兼容软件系统）。我原有的社团环境已经不存在了。我将如何做？或许可以随历史潮流，也签署不对外泄露协议，并编写专有软件，我也可以此为生。但是将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我是在用一生建筑分割人们交流的高墙。我不能这样做。另一个选择是离开计算机行业，但很多程序员认为离开计算机会挨饿。但今天的美国仍有几百万人与软件无关。我的专长就是编程，我相信我会做一名很好的服务生。这也是谋生的一种方式，但我在浪费我的技能。
寻找另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