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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有年轻朋友问我，他应该研究物理，还是研究数学？我的回答是这要看你对哪一个领域里的美和妙有更高的判断能力和更大的喜爱。爱因斯坦在晚年时（1949年）曾经讨论过为什么他选择了物理，他说：
在数学领域里，我的直觉不够，不能辨认哪些是真正重要的研究，哪些只是不重要的题目。而在物理领域里，我很快学到怎样找到基本问题来下功夫。
年轻人面对选择前途方向时，要对自己的喜好与判断能力有正确的自我估价。
四、美与物理学
物理学自（1）到（2）到（3）是自表面向深层的发展。表面有表面的结构，有表面的美。譬如虹和霓是极美的表面现象，人人都可以看到。实验工作者作了测量以后发现虹是42高漫楚A红在外，紫在内；霓是50高漫楚A红在内，紫在外。这种准确规律增加了实验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这是第一步（1）。进一步的唯象理论研究（2）使物理学家了解到这42侦P50升i以从阳光在水珠中的折射与反射推算出来，此种了解显示出了深一层的美。再进一步的研究更深入了解折射与反射现象本身可从一个包容万象的麦克斯韦方程推算出来，这就显示出了极深层的理论架构（3）的美。
牛顿的运动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方程、狄拉克方程、海森伯方程和其他五、六个方程是物理学理论架构的骨干。它们提炼了几个世纪的实验工作（1）与唯象理论（2）的精髓，达到了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它们以极度浓缩的数学语言写出了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可以说它们是造物者的诗篇。
这些方程还有一方面与诗有共同点：它们的内涵往往随物理学的发展而产生新的、当初所完全没有想到的意义。举两个例子：上面提到过的19世纪中叶写下来的麦克斯韦方程是在本世纪初通过爱因斯坦的工作才显示出高度的对称性，而这种对称性以后逐渐发展为20世纪物理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另一个例子是狄拉克方程。今天狄拉克流型（DiracManifold）已变成数学家热门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学物理的人了解了这些像诗一样的方程的意义以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而又十分复杂的。它们的极度浓缩性和它们的包罗万象的特点也许可以用布雷克（W。Blake；1757―1827）的不朽名句来描述：
ToseeaWorldinaGrainofSand
AndaHeaveninaWildFlower
HoldInfinityinthepalmofyourhand
AndEternityinanhour
它们的巨大影响也许可以用蒲柏（A。Pope；1688―1744）的名句来描述：
Natureandnature'slawlayhidinnight：
Godsaid；letNewtonbe！Andallwaslight。
可是这些都不够，都不够全面地道出学物理的人面对这些方程的美的感受。缺少的似乎是一种庄严感，一种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感。我想缺少的恐怕正是筹建哥德式（Gothic）教堂的建筑师们所要歌颂的崇高美、灵魂美、宗教美、最终极的美。
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
卓南生
日本人不管在战前还是战后，对政府都比较盲从，战前促使人民盲从政府的是日本的教科书；而今天促使人民有统一价值观的是大众传媒。
卓南生，1942年生于新加坡。早年受教育于新加坡华中及南洋大学，1966年负笈东瀛，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院新闻系，并获立教大学新闻学博士学位。留日期间，即经常为新加坡报章撰写东京通讯，1973年返回新加坡任《星洲日报》社论委员后，就一直参与主持该报笔政。1983年华文报业合并，续任《联合早报》社论委员；1987年奉派赴日创设东京特派员办事处。1989年应聘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副教授。现任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从东南亚看日本》、《日本政治评论二十年》、《大国梦与盟主论》、《现代的锁国》、《围墙里的日本国际化》、《中国近代新闻历史》等。
主持人：卓南生教授是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今天我们请卓南生教授来上课，讲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今天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觉得中日关系现在处于建交以来最坏的阶段，连西方也都这么认为。比如，英国《经济学家》在最近一期有一篇社论，题目叫《日本人生气了》。文章说，因为中国现在对日本采取了好战的态度，对日本要求过分了，所以日本人生气了。另外说日本现在经济不景气，所以日本人也一肚子气，到底中日之间关系怎样，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日本媒体对于中日关系恶化起到推波助澜甚至妖魔化中国的作用，还是像某些日本人说的，中国媒体本身也存在某些问题，在煽动反日情绪。今天请卓老师就这个问题给大家作一场报告。让我们热烈欢迎。
卓南生：谢谢。各位朋友，我今天的题目是“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对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两个都是大题目，我就简单地对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的特征作一介绍，然后再谈谈日本媒体在中日关系上起什么角色，怎样了解和应对日本媒体。
大家都知道中日关系处在战后以来的恶劣阶段，我在1966年到日本留学，那时中日还没有恢复邦交，1972年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以后才恢复邦交。在1966年，刚好是二战结束20多年，也是东京奥运会后两年，当时中日关系尽管官方是不承认中国，基本跟着美国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能感受到日本有一股力量在积极地推动中日关系，民间一股要求中日友好的声音很洪亮。在新闻传媒方面，也跟官方走，但也有不同声音。
一股力量是主张和平的力量，这其中有的是真正爱好和平的，有的是厌倦恐惧战争的，用官方的话就是“厌战病”“恐战病”。第二股力量就是在战争期间他们也知道对中国做了亏心事，也是要求友好和平的。第三股力量，也是相当多的，他们从意识形态方面向往社会主义，或者说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他们也要求促进友好。还有一股势力，包括在执政党自民党内部非主流的势力，他们也想促进友好，但主要是出自市场的考虑，他们知道日本的出路主要还是中国。他们认为中日友好是日本惟一的出路。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之前，这股势力是完全不能忽视的。这四股势力发出不同的声音。
在当时的日本国内，从当时的政治形式来看，一边是反对《美日安保条约》，一边支持，两股势力经常争论，发出不同声音。国论二分。可以想像，当时的日本媒体绝不是一种声音。那个时代日本人的想法和媒体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同声音，当然强弱另当别论。
这是我留学时代感受到的当时的气氛。这种气氛很自然地反映在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上。20世纪60年代到日本，当时还没有中国留学生。我们华裔冬天穿着棉袄，他们就会说，支那人或者支那棉袄，这是不愉快的回忆。支那这个词充满了轻视，用郁达夫那个时代的说法，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就相当于今天骂人家是猪。
在媒体称呼中国为中共。日本媒体解释，中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当然这是强词夺理啦。这是当时的一个现象。基本上日本媒体跟国策走。还有一股经常制衡的力量出现。这是恢复邦交之前的情况。
接下来我谈谈日本媒体的特征。
日本是一个新闻事业非常发达的国家，也自称报业大国。从几个数字可以看出，日本总共有121家日报，并发行5367万份报纸，每2。34个人拥有一份报纸，每1。16个家庭拥有一份报纸。几乎是家家户户订报纸，可见普及率很高。其实这个数字要再分析一下的话还会更高，因为日本报纸早报和晚报合算一份。在中国和新加坡，早报和晚报都是两批人马在办报，算两份报纸，但在日本，像《朝日新闻》早上发行傍晚也发行，由同一批记者，同一批编辑部人员、同一批经理、行政人员和同一批广告人员运作。这些早报和晚报合起来算一份报纸。刚才的数字是把早报和晚报合算一份，如果分开算的话，普及率就更高了。
另一方面，我们看他们的报纸发行量也是很高的。比如说〈《朝日新闻》超过800万份，《读卖》900万份，《每日新闻》是400万份以上，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全国性报纸不止在大城市发行，在乡村和镇也很有影响力。这样大发行量就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