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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吗？但是你们有各自的感觉。你们感觉的来源就是媒体。你们去过蒙古吗？但是你不觉得你对蒙古是有印象和感知的吗？你所接触到的媒体在不断给你提供关于蒙古的信息，经过一点一滴的积累，最终使你觉得你了解蒙古。这就是感觉。我们今天提到的感觉实际是混合产物，媒体提供的形象和信息不断累计，成为我们所称的事实。那些被包装的筛选的信息和形象组成了我们脑中的事实。通过各种媒体报道，典型的形象就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接受。比如爱尔兰人爱喝酒，墨西哥人爱吃辣椒。我想说的是，科技在进步，传播日渐全球化，但是人们理解和认识并没有什么变化，人们生活的周边环境被各种媒体，各个媒体公司制造的产品所左右。以电视新闻为例，BBC和你们自己国家电视台报道的新闻没有多大差别，图片一样，说明文字一样，内容也差不多。有一天晚上我在酒店看了BBC以后，看中央9台的英语新闻，发现它们除了台标没有什么不同。这些跨国媒体公司正试图在全球制造和推广一种文化，我称之为消费文化。
我还想补充一点。在过去，中国还处在帝国时代，同时还有别的帝国如波斯和罗马。那时它们都没有我们现在的大众传媒工具，但是有各自的传播手段，如诗歌和绘画来告诉人们统治者在做什么，有什么丰功伟绩，人民又有什么样的义务等等。那时的传播其实是权利的体现，最有权势的人统治着别人。今天，各大媒体如CNN、BBC同样也统治了别的声音。很多中小媒体依赖这些大媒体提供图片和新闻。例如MTV，想想这个世界最大的娱乐媒体之一竖立的种种形象和在世界各地青年人头脑中根植下关于时尚、音乐、生活和价值的观念。你们逐渐建立起来香烟、时尚衣着等等各种各样的偶像，而这些都是有一定模式的。最强大的数家媒体给你们设定了议程，而他们也是为各自背后的企业或者财团摇旗呐喊而已。有的国家对此做出了种种限制，比如泰国规定商业广告时间不能超过1小时，每段广告播出时间也极其有限。但实际上这种限制只是针对传播的方式，而不是节目或者内容，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各种替代品。跨国媒体正越来越强大，他们不断融合，加上互联网的出现，广告也越来越普遍。
同学：今天您谈到了媒体和形象。我想知道在您的头脑里中国是一个什么形象？
Kamalipour教授：首先我想说明我的看法仅仅代表一个个人的观点。我做过的一些有关中美关系的调查让我相信，中国即将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中国正在逐步具备各种因素，人力资源、国力等等。我想起来我在伊朗念中学的时候，日本产品淹没了整个伊朗市场，产品质量很好，逐渐建立起来一个日本产品就是质量的象征这样的形象。不用多说，产品本身就很说明问题。现在中国正在经历日本最初的阶段。美国有很多一元商店，东西都是一美元。其中商品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其实中国也可以像日本一样注重质量，逐步树立起来产品形象以至国家形象。总的说来，我对于中国的印象是正面的发展的。
同学：您怎么评价美国的9。11事件和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
Kamalipour教授：9。11是人类历史上的惨剧，这种事情没有人希望看到。至于有没有罪，应该有一个法定的程序来决定，而不是在没有申辩的机会之前就给某个人定罪。我们不能说阿富汗人就是一定负有责任的，他们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之一。而且不能因为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就对一个国家的人民进行报复。那些贫穷的人们连电视机都买不起，他们根本不知道在发生什么。媒体传播着一些故事，关于本？拉登和他的恐怖组织犯下哪些恶行。但是多少人问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比如一个人患了癌症，总要先明白病因在哪里，然后再对症下药。但是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不去寻找原因就匆忙去医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局面，美国必须做点什么对民众才有交代，要不人们要问我们那政府和军队来干什么。很多变化会发生，最明显的是布什政府提出2000亿美元来投资军事国防。我们可以想象这会带来哪些权利和统治上的变化。
同学：我们说全球化和媒体的垄断其实带来了文化的融合吗？
Kamalipour教授：融合的情形仅仅发生在商业市场。就文化来看其实我们正在越来越多极化：南北、东西差距不断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并没有多大改善，所以我提出我们应该停下来好好想想怎样加进人们的交流。
同学：中国即将进入WTO，您看中国媒体将会面临哪些挑战和机会呢？特别是在全球化传播的时代。
Kamalipour教授：加入WTO代表中国进入全球市场，全球媒体将更关注中国，各种企业会更乐于来中国拓展机会。但是可以预见的是贫富差距会扩大，数字化鸿沟将会带来新的贫富差距。特别是英语是互联网的主要语言，如果不懂英语就无法和外界沟通。美国和英国也有这样的情况，但在发展中国家更加明显。变化不可避免，尽管中国变化很大，比如你们可以谈论政治。中国的未来在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手上，所以你们必须为这个将来做出很多改变。你们有足够的时间，一步一步慢慢来，改变只能是逐步的。
同学：9？11以后人民的自由是否受到政府的更多限制。9？11以后的媒体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Kamalipour教授：会有很多，比如移民、申请学校都会有很多限制。但是政府有足够的理由来限制自由和控制局面。新闻自由也会受到限制。国家危机出现的时候，自然会对媒体和言论自由进行限制，这在海湾战争中也出现过。媒体对于百姓的知情程度负有更多的责任。这是目前的形势决定的。媒体更倾向于和政府保持一个口径。在这种发生了悲剧后很感性的时候，媒体要为民众宣泄情绪，这也是他们的社会责任之一。海湾战争之后，媒体和政府都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政府对于媒体的限制更多了，但是媒体也逐渐接受。
同学：我很难过，您告诉我们所有的形象都是全球媒体制造的。那么在这个全球传播的时代我们怎样获得真正的真相呢？
Kamalipour教授：真正的真相？没有什么真相是可以获得所有人的认同的。关于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桌子、黑板这些可以感触到的东西或许我们能达成一致。其实这些东西也是人为制造的，而且在不同的文化里对它们的称呼也不一样。语言符号的不同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是人们不同角度和观点的不同导致了对真相的不同理解。你知道你是谁吗？你真的知道吗？你为什么是自己？或许这太哲学，但是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提问和质疑的。每个人有自己眼里的真相，没有任何一种是绝对存在的。谈到我们脑中的真相绝大多数是媒体制造的，我们看到了一个形象就造成一个自己的理解，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相。
政治游说、国际公关与中国形象
赵浩生
在美国的各种传媒中，对中美问题都是一面之词，异口同声的批评，很少客观的报道。美国人民，即使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美国人，也只是经过片面报道间接了解中国，很少直接听到中国的声音，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往往只为某一独立事件所主宰，而看不到整个中国的大势。
赵浩生，1921年出生于河南息县，曾任《中央日报》、《东南日报》记者，后赴美国留学，获伊利诺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耶鲁大学教授、自由撰稿人、《纽约日报》专栏作家等。20世纪70年代，国内多家报刊经常连载这位美国自由专栏记者写的文章，他对新中国客观、公正的报道和字里行间洋溢着的对祖国浓浓的爱，在当时给国内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教授李希光：老师同学们，今天晚上我们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特别邀请了海外著名的专栏作家、记者、耶鲁大学的退休教授赵浩生先生到清华大学给我们做一场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游说、公关与国际传播》。赵老今年81岁，但是身体很好，也很健谈，他的经历也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他在做记者期间，曾经采访过很多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他早在40年代就每天采访到一个人物，在南京和重庆，同学们可以猜猜是谁。对，是周恩来总理。他当时是《中央日报》的记者，而不是《新华日报》。但是周总理见他面管他叫赵小胖，他当时可能比你们还年轻，到了1973年赵老第一次从海外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