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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打开了话题，这些人就你一嘴、他一句地哄哄起来。
这些人虽然是从各生产队挑选出来的“人核”，但他们毕竟是农民，没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他们没有知识，所以都认为这真是反革命了。
常治仁特希望他们有这个错误的认识，因为只要组员认为阎善目是反革命，就能更听他的指挥，更积极地和他一起早早地将阎善目送进监狱。
他们哄哄将近一天，才制定一个去治阎善目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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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坐以待毙 智勇战众妖（六）
他们认为这批判会，在别的队才开了六次，就气的阎善目敢骂人，如果直接去他们队开批判会，狠狠地激怒他，他一定会伸手打人，这样就可马上逮捕他。
阎善目贴出大字报以后，以为常治人看到后，马上就会来，他就在家等着今天常治仁来开批判会，他这次估计错了，一直等到晚上八、九点钟，毫无动静。他有些奇怪，难道常治仁真的不生气、不愤怒？不会呀，没来没来吧，明天再说。
第二天终于有动静了，他们的组员开始在他这个生产队活动起来，各家各户的去收集材料，去煽动，去安排今天诉苦的人。
天就要黑了，常治仁和蒋或只还有汪福，带着王蛇来了。阎善目看到后，有些失望，他以为常治仁会带着大队人马，拿着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他把常治仁估计的太低了，常治仁仍然按照林书记的指示，要多加小心，再说，他认为有汪福和这个队三名很能干的组员，就足可以将阎善目拿下。
阎善目细想一下，是呀，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毕竟这是公社群体的谋划，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战略，已经能来，我就是取胜了一步，根据以后情况，我再一步一步的激怒他，他能按我的想法走第一步，肯定会走第二步，第三步。
天黑了，社员到齐了，批判会仍然按照他们原有的程序进行，为了发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先诉苦，阎善目知道他们这招不会改变，就早早的来到会场，阎善目想，今天的会议我一定要掌握主动权，我要通过诉苦让社员，让所有的人，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会议开始了，由常治仁亲自掌握会场，他看了一下全会场的人员，他今天讲得很简单，宣布说：“为了开好批判会，先要忆苦思甜，为保卫今天的幸福生活，决不能让资本主义复辟，决不能让反革命分子得逞”。
他不敢正眼去看阎善目，他斜视一眼，又继续说：“今天大会的第一个内容是诉苦，有谁要说的现在可以讲了”。
会场肃静起来，阎善目知道他们安排了人，所以他在等他们讲完了以后他再讲，并没先说。
常治仁看没人讲，就看了一下他的组员，组员起来走到成家民身边，推他一下，成家民站起来说，我诉苦。他按他们的指点，他讲下去，他如何给地主扛活，吃不饱穿不暖，挨打挨骂，没有共产党就得饿死，冻死，就得被地主打死。说了一阵，他坐下了。第二个讲的是石老实，同样是这几句话。
常治仁问：“还有谁要讲”。
没人吭声。阎善目向四下看了一眼，站起来，我说一说：“要说苦我是有说的，我出生在华南县土龙山，出生在日本鬼子统治时期，我两周岁时，母亲又怀孕了，这次怀孕，她遇到了不幸，有一天我的母亲正在睡觉，我父亲出去干活不在家。日本鬼子搜查红胡子，走到我家门前，日本鬼子对着我家的房门，“铛”！就是一脚，把门踹开，一声巨响惊醒了母亲，吓得她魂不附体，日本鬼子一下窜到我母亲身前，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挑开母亲盖着的被。母亲突然看到是鬼子端着刺刀向她刺来，又是突然一惊，她忽的侧身坐了起来，她急剧的躲闪，一下抻着了。日本鬼子一看没有红胡子，他们走了。这时母亲的肚子开始剧烈的疼痛，她捂着肚子不停的翻滚，不一会儿，她昏了过去，我和我同胞胎生的哥哥不是好声的哭叫，趴在母亲的身上，不停的喊叫妈妈。母亲终于醒了，她坐了起来，只觉下身湿乎乎的，她用手一摸，是鲜血，母亲流产了。当父亲回来的时候，母亲已经奄奄一息，脸色发白，躺在血泊里，她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父亲，是鬼子来了，她是被鬼子吓的，说完了话，她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
阎善目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稳定一下伤心的情绪，他接着说：“母亲没了，只有父亲又是当爹又是当娘的扶养我们一对双胞胎。父亲外出干活时，只有我们哥俩在家，很多时父亲中午不回来吃饭，我们哥俩只好吃早上剩下的凉饭，五周岁时，有一天父亲干活回来的太晚，我们饿的太厉害了，就自己动手做起来，我在锅台上刷锅下米，哥哥烧火递水，从这以后，就开始做饭了，有一次做菜，切冻白菜，我切不动就剁，我高高的抬起菜刀用力的剁了下去，喀嚓，一下剁去了左手二拇手指盖。
有一次父亲给人家去稻田地里干活，我们哥俩一定要跟着去，经父亲的同意，我们去了。父亲在干活，我们俩在河边玩，看到河里有一棵水莲花，长的很好看，不知道河的深浅，就去采摘那朵花，哥哥先下到河里，一下没了影，我去救哥哥，也没影了，多亏父亲及时抬头，看不到孩子，知道是掉到河里了，急忙跑到河边把我们俩救了上来，父亲把我们放在河岸上，他看着我俩一口一口的往外吐水，他心酸了，他的眼圈湿了，这是我头一次看到他流出的辛酸泪水，他深深的‘哎’了一声说：‘这要是有你妈活着，哪会出现这样的危险事’。
父亲蹲在那，他两手捂着脸，身子有些颤动，好长时间，他才站了起来，去干活了。
日本鬼子统治时期，他们想把中国人饿死，不但要出荷粮（相当于现在的公粮），把粮食要光，连土豆全都要去，堆在土龙山镇的东门外，全都冻了，一开春全烂了，人们饿的受不了，就吃树皮，树叶，野菜，野草，有的因为吃了有毒的野菜，中毒死了，有的活活饿死了。我们爷三个也没法活了，父亲干活都没人用了，没处挣钱活命了。
我八周岁时，父亲就领着我们哥俩，回到这个县来，投奔我的叔叔家。在佳木斯等船时，因为船晚来两天，我们由土龙山往佳木斯边走边讨要的钱，只够买船票钱，一天多没吃东西，饿的我一个劲向父亲要钱去买吃的。父亲说：‘买了吃的，买船票钱就不够了，你再坚持一下，等上船再说’。我强忍饥饿闭上眼睛，躺在父亲的怀里。
多亏一个好心人，救济了我们，他个子挺高，山东口音，有四十多岁，听到我要吃的，看我饿得难受的样，他从兜里掏出五毛钱，递到我父亲的手里，我父亲拉着我，让我跪在他的面前，磕了个响头，让我叫他一声‘干爹’，干爹看我一眼，把我拉了起来，亲了我一下，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可惜我再也没见到过他，这恩也就报不上了。
只想回到这里会好一些，可是这里也是日本鬼子在统治，人们的生活同样是在水深火热中，穷人仍是艰难的在活命。我九周岁时，为了能有口饭吃，我不得不去给人家去扛小活，给人家去放猪，不只是放猪还要馇猪食，割猪食菜。有一次中午睡觉睡过了头，放猪晚出去一会儿，就被掌柜的打得我三天不敢坐炕。我说啥也不再去给他们放猪了，只好我哥哥替我放完了下半年。十周岁时，父亲怕我这一年再干不下来，再往家跑，就把我们哥俩送到离家七十多里地的财神庙河西屯，给人家去放猪，我放猪的这家，两个老母猪四个克朗，一帮猪羔子，我不但要去放这些猪，要喂这些猪，还要筛瘪谷，割猪食菜，馇猪食。特别是筛瘪谷，我端着筛子特别费劲，每一次都累得我满身大汗，只要是在他家里，我一点也呆不着，我只能在放猪时才能休息一下。
只从我记事到十二岁，一年四季我没穿过鞋，没穿过裤子，放猪这几年，到了秋天溜茬时，是我最难过最遭罪的时候，那时秋霜来的早，每天早晨遍地是白白的一层冰霜，光着脚踩在地上，冰得我的脚刺骨钻心的痛，老母猪尿完尿我马上就站在尿窝上，我希望老母猪多多的尿尿，不停的尿尿，我好站在那里去焐脚。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东北解放了，但人们的生活并没提高，我家仍然很穷，我还是给人家扛小活，给人家放马放牛，我给南岭屯老刘家放马时，还有两头牛，在给牛盘纲绳时，被牛一个回头甲，打在我的鼻梁上，当时两个鼻孔流血不止，我就用野菜叶子去堵，血在鼻孔里凝成了血块，一次次的往出拿血块，又一次次的再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