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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稀里糊涂地被铁罐子车一直拉到了云南边境，这时候大伙才明白，这是要打仗啊，当时好多人就哭了…… 与此同时，正在访美的邓小平在白宫语出惊人：“小朋友不听话，该打打屁股喽。”并公开承认，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大规模集结。
2月17日凌晨，17个师的二十二万解放军全线出击，一直打到谅山，3月4日中国宣布撤军。
我的连是主力师的尖刀连，一马当先，十天的战斗下来伤亡过半。在一次行军中，我们遭到了越南特工的伏击，他们利用抱小孩的妇女作为掩护，把炸药包扔进了我们的装甲运兵车，我手下的八个战士都被炸死在了装甲车里。当时我眼就红了，活捉了两个越南民兵。
他们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越南老头，和一个二十多岁的越南女人，看样子是父女二人。有个部下告诉我说，这个女的把炸药包伪装成抱在怀里的婴儿，经过装甲车的时候就把炸药包扔了进去。绝对看不错，就是她干的。
我最怕的事就是看着自己的战友死在面前，一怒之下大打出手，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我军对待俘虏的政策忘得一干二净。
这件事严重违反了部队的纪律，甚至惊动了司令部的许总。要不是我家里在军区有很深的背景，早就被送上了军事法庭，我的军人生涯被迫就此结束，拿着一纸复员令，回到了老家。
第九章 重逢（1）
战斗接近尾声，零星的枪声仍然此起彼伏，阵地上到处都是硝烟，战壕里横七竖八地堆满了尸体。
坑道中大约还有六七个残存的越军，我带着人把所有的出口都封锁了，我在坑道口对里面大喊：“也布松公叶，松宽红毒兵内！”
其余的士兵也跟着一起喊：“也布松公叶，松宽红毒兵内！也布松公叶，松宽红毒兵内！”（越南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当时的一线战斗部队都配发了一本战地手册，里面有一些用汉字注明读音的常用越南语，比如：刚呆乃来，意思是举起手来。不库呆一乃来，意思是举起手不许动。这些都是俘虏敌人和劝降时用的，另外还有一些是宣传我军政策的，对越南老百姓讲的。其实在越南北方，民族众多，越南官方语言还不如汉语流行得广，大部分越南军人都会讲汉话。）
被团团包围的越南人，在坑道深处以一梭子子弹作出了回答。
我把钢盔扔在地上，大骂道：“操他小狗日的祖宗，还不肯让老子活捉。”转过头对站在我身后的战士们发出命令：“集束手榴弹，火焰喷射器，一齐干他小狗日的。”集束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是对付在坑道掩体中顽抗之敌的最有效手段，先用大量的手榴弹压制，再用火焰喷射器进行剿杀。
成捆成捆的手榴弹扔进了坑道，一连串剧烈的爆炸声之后，中国士兵们用火焰喷射器抵住洞口猛喷。
烟火和焦臭味熏得人睁不开眼，我拎着冲锋枪带头进了坑道。
这时，我在最里边发现了一大捆还没有爆炸的集束手榴弹，我赶紧带着战士们想往外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一声沉闷的爆炸，我的身体被冲击的气浪震倒，双眼一片漆黑，感觉眼前被糊上了一层泥，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拼命地用手乱抓，心里说不出的恐慌，这时我的手腕被人抓住，有个人对我说：“同志，快醒醒，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我睁开眼看了看四周，两名列车乘务员和满车厢的旅客都在盯着我看，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笑，我这才明白，刚才是在做梦，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对刚才的噩梦还心有余悸。
想不到坐火车回家都能做梦，这回脸可丢光了。我尴尬地对大伙笑了笑，这可能是我这辈子笑得最难看的一次，还好没有镜子，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脸。
乘务员见我醒了，就告诉我马上就要到终点站了，准备准备下车吧。我点点头，拎着自己的行李挤到了两节车厢连接的地方，坐在行李包上，点了支烟猛吸几口，脑子里还牵挂着那些在前线的战友们。
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别提有多别扭了，走路也不会走了。回去之后怎么跟我爹交代呢？老头子要是知道我让部队给撵了回来，还不得拿皮带抽死我。
十几分钟之后就到了站，我走到家门口转了一圈，没敢进门，漫无目的地在街上乱走，心里盘算着怎么编个瞎话，把老头子那关蒙混过去。
天色渐晚，暮色黄昏，我进了一家饭馆想吃点东西，一看菜单吓了一跳，这些年根本没在外边吃过饭了，现在的菜怎么这么贵？一盘鱼香肉丝竟然要六块钱，看来我这三千多块钱的复员费，也就刚够吃五百份鱼香肉丝的。
我点了两碗米饭和一盘宫爆鸡丁，还要了一瓶啤酒，年轻的女服务员非要推荐给我什么油焖大虾，我死活不要，她小声骂了一句，翻着白眼气哼哼地转身去给我端菜。
我不愿意跟她一般见识，我当了整整十年兵，流过汗流过血，出生入死，就值五百份鱼香肉丝？想到这有点让人哭笑不得。不过随即一想，跟那些牺牲在战场上、雪山中的战友们相比，我还能有什么不知足的资格呢？
这时候从外边又进来一个客人，他戴了个仿美国进口的大蛤蟆镜，我看他穿着打扮在当时来说很是时髦，就多看了两眼。
那个人也看见了我，冲我打量了半天，走过来坐在我这张桌的对面。
我心想这人怎么回事，这么多空桌子不去，非过来跟我挤什么，是不是流氓想找我的麻烦？操你奶奶的，正搔到我的痒处，我憋着口气，还正想找人打一架，不过看他的样子又有点眼熟。他的脸大半被大蛤蟆镜遮住，我一时想不起来这人是谁。
那人推了推鼻梁上架的大蛤蟆镜开口对我说道：“天王盖地虎。”
我心说这词怎么这么熟啊，于是顺口答道：“宝塔镇河妖。”
对方又问：“脸怎么红了？”
我一竖大拇指答道：“找不着媳妇给急的。”
“那怎么又白了？”
“娶了只母老虎给吓的。”
我们俩同时抱住了对方，我对他说：“小胖，你没想到中央红军又回来了吧？”
胖子激动得快哭了：“老胡啊，咱们各方面红军终于又在陕北会师了。” 前些年我们也通过不少次信，但是远隔万里，始终没见过面。想不到一回城就在饭馆里遇到了，这可真是太巧了。
胖子的老爸比我爹的官大多了，可惜文革的时候没架住挨整，死在了牛棚里。几年前胖子返城后找了个工作，干了一年多就因为跟领导打架，自己当起了倒爷个体户，从我们这边往北方倒腾流行歌曲的录音带。
多少年没见了，我们俩喝得脸红脖子粗，我就把编瞎话的这事给忘了，回到家之后，酒后吐真言，把事情的经过跟我爹说了，想不到他没生气，反而很高兴。我心想这老头，越老觉悟越低，看自己儿子不用上前线了还高兴。
复转办给我安排的工作是去一家食品厂当保卫科副科长，我在部队待的时间太长了，不想再过上班下班这种有规律的生活，就没去，跟胖子一起合伙去了北方做生意。
时间过得很快，眼瞅着就进入了八十年代，我们也都三张儿多了，生意却越做越惨淡，别说存钱娶媳妇了，吃饭都快成问题了，经常得找家里要钱解决燃眉之急。
这天天气不错，万里无云，我们俩一人戴了一副太阳镜，穿着大喇叭裤，在北京街头推了个三轮车，车上架个板子，摆满了磁带，拿个破录音机拉着俩破喇叭哇啦哇啦地放着当时的台湾流行歌曲。
有个戴眼镜的女学生凑了过来，挑了半天，问我们：“有王结实谢丽丝的吗？”
这个以前我们上过货，两天前就卖光了，胖子嬉皮笑脸地对她说：“哎哟我说姐姐，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听他们的歌，您听邓丽君千百惠张艾嘉吗？来几盘回去听听，向毛主席保证，要多好听就有多好听。”
女学生看胖子不像好人，扭头就走了。
胖子在后边骂不绝口：“这傻逼，装他妈什么丫挺的，还他妈想听金梭银梭，丫长得就他妈跟梭子似的。”
我说你现在怎么说话口音都改京腔儿了，说普通话不得了吗，冒充什么首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