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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首先站起身致祝酒词，他讲得热情洋溢，神采飞扬，语调充满了自豪和喜悦。他称赞“尊敬的中国副总理的访问在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并满怀感情地讲到自己的身世和过去：
“像您，副总理先生一样，我也是一个农民，而且，同您一样，我过去也是一名军人，当我长大的时候，在我那个小小的农业村社里，农业生产法和生活方式同几个世纪前并没有多大不同。我走出了那样一个世界而参加了一艘核潜艇的计划和安装工作，当我回到故乡时，我发现，新的科学知识技术已在短短的几年内改造了农业。我了解到那种变化所带来的震动，变化所要求的有时是痛苦的调整，以及变化对个人和国家可能带来好处的巨大潜力。”最后他说：“我知道，中国人民和您，副总理先生，十分理解这些事情。你们雄心勃勃地致力于现代化的工作证实了这一点。美国人民祝愿你们的这些努力取得成功，并且盼望同你们进行合作。”
男女宾客都坐在席位上静静聆听，并不时报以礼节性的掌声。在卡特演讲时，大厅中除一些侍者外，只有几名胸前佩戴着红色特别采访证的记者在席间穿行。这些有幸进入宴会厅采访的记者都经过严格的审查，而大部分记者却被挡在了外面的大厅中。为了预防再次发生欢迎仪式上的“不测事件”，卡特毫不犹豫地批准了泰伯森的建议，对记者的采访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限制措施，并在当天就颁发了不同的采访证。这自然引起多数记者的强烈不满，全美记者协会也为此提出抗议。但卡特佯装不知，不予理睬。为了确保中国领导人的安全，他宁可得罪这些无冕之王。当然，他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根本利益。
卡特演讲结束。中国高级领导人也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词。他首先对东道主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对与卡特总统的会谈感到满意，同时又不失时机地扇了勃列日涅夫一记耳光。
“我们都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坚决反对任何超级大国或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阻止个别超级大国的侵略和扩张增添了责任感。”
罗新华注意到，当“1号首长”讲这段话时，坐在第6号餐桌旁的苏联大使多勃雷宁脸色阴沉，目光呆滞，他欠了欠身子想离席而去，似觉不妥又坐下来，顺手揪了一枝山茶花自嘲地摆弄着，以掩窘态。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中国高级领导人结束了演讲。
卡特擎杯起身，用他那浓浓的佐治亚州人的口音高声提议：为中国客人和夫人的健康，为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
宾主纷纷起立，一时杯盏交错，笑语喧哗，乐队也奏起欢快的《圣诞老人进城来》。
当神采飞扬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同卡特夫妇和同桌的众院议长托马斯·奥尼尔和参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一一碰过杯后，竟又斟满酒杯离开主宾席，径直走到邻桌的尼克松面前，微笑着同他碰杯问侯，一饮而尽。
罗新华看见，已明显苍老的前总统兴奋得满脸通红，两眼泛闪着晶莹的泪花。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涌过去，抢拍下这一场具有历史意义和人情味的镜头。
在忙碌的记者群中，罗新华又发现了杜立彬。只见他举着照相机不停地变换角度，摁动快门，忙得连锃亮的额头上渗出的汗珠也顾不得擦一擦。在挤动中他差点将一个扛摄影机的电视台记者撞倒，他扭头冲人家歉意地笑了笑，露出一口雪白而整齐的牙齿。他是近两千名记者中为数不多的获得红色特别采访证的幸运者之一，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随团记者，也凭他在新闻界的知名度。他拍摄的有关中国代表团访问活动的新闻照片，不仅发往国内，就连美国许多报刊的老板也高价索购。这几天这家伙一定发了笔小财。今天上午，罗新华在《华盛顿时报》上看到一组“1号首长”访美的专题照片，署名均是新华社记者杜立彬。他的摄影技巧确实不错，每张图片无论光感、立意，还是选择角度都无可挑剔，堪称一流。
罗新华将目光又投向3号显示器，他看见泰伯森仍站在大厅的左前方，神色冷漠地环视着四周。作为出席宴会的政府高级官员，礼宾司在第7张餐桌旁专门给他安排了座位。但他始终没去坐，就一直站在那里。用行家的眼光来看，他站立的位置非常好，既挨近侧门便于观察出入人员又能清楚地扫视整个宴会厅。他不同任何人打招呼，也很少走动，只是有时下意识地摸一下左臂，大概是伤口在隐隐作痛。当侍者们端着托盘上菜时，泰伯森朝侧门移动了几步。这样每一个侍者和每一道菜都要从他面前经过。宴会的菜肴是罗莎琳夫人精心选定的，相当丰富：有哥伦比亚河鲑鱼、龙虾团花大拼盘、野蘑菇炒小牛里脊、蜂蜜奶油蛋糕和四色小甜点心。中国高级领导人和卡特很少饮酒，也很少品尝菜肴，俩人似乎经过四五个小时的会谈仍没谈够，通过坐在一侧的译员冀朝铸的翻译继续不停地交谈。彼此时而倾身低语，娓娓而叙；时而眉飞色舞，开怀畅笑。他俩在谈些什么，罗新华自然不得而知。数年后，卡特在自传中才透露当时与“尊敬的中国副总理”的谈话内容：
……
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向他建议次日上午再继续会谈，他表示同意。我们一起参加国宴时已晚了约一个小时，但这是一个愉快夜晚的开始。
在宴会桌上，这个很受欢迎的伙伴谈话轻松自如，自始至终都滔滔不绝地介绍他国内的生活情况，并谈论他认为国内情况如何好转。我很风趣地谈到了我孩提时代就很感兴趣的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计划，他不无勉强地承认也有一些好的传教士到过中国。但是他又坚持说有许多传教士到中国去只是要改变东方的生活方式，使之西方化。我对他提了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所有医院和学校，他说许多医院和学校现在还在。他极力反对恢复外国传教士的传教计划，并说中国的基督徒也同意他的看法。但当我提出他应该允许自由传教以及让人民有信仰自由时，他是很专心地倾听了。他保证要过问此事（后来他采取了有利于这两点建议的行动）。
副总理似乎对改善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很感兴趣，并再次强调这个问题的宗教因素。他说，中国也许有七百万穆斯林，中国政府并不干预他们的宗教信仰。我问他是否允许这些信徒去麦加朝圣，他说不行，但又说，如果这种朝圣有重大意义，这一政策可以改变，后来我把这一信息通知了沙特的领导人。
关于人权问题，他说中国人对犯罪的惩处没有一致的标准，因此正在努力改变他们的司法制度。中国的律师很少，他拿不准如果多一点律师是否会对国家好些。他注意到其他国家的法庭上不断有争执，拖延以及明显的等级歧视等，他不知道中国是否应该有这些问题。他显然决定允许在了解争端和清楚犯罪行为情况的小范围内解决民事、刑事案件，并且限于只增加同其他国家谈判协定和合同时需要的律师。他说中国赞成所有分散的亲人团聚，不实行新闻检查，最近又容许有相当的言论自由。他还说根据中国的制度，必须审慎地对待这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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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29日的整个晚上，罗新华对美中两国的两位首脑在餐桌旁谈些什么并不感兴趣，他现在所关注的只是身为国家掌舵人的“1号首长”的安全。上午欢迎仪式上的“突发事件”使他这种“关注”更加强烈，更加紧迫。虽然在出国前他已预料到可能会发生的种种不测，并在思想上作了充分的应急准备，但仍没想到在第一天的欢迎仪式上就有人跳出来行刺，而且凶手竟然那样轻松地就混过了警戒线。这使他对泰伯森吹嘘的“立体警戒网”不得不产生怀疑。尽管此后美方在客人的公开活动场所采取了更加严密的措施，但他浑身的神经仍如同拧紧弦的钟表分分秒秒都绷得紧紧的，唯恐稍有不慎再发生什么意外，而这种“意外”现在几乎随时都会发生。这时无线电对讲器中传来泰伯森低沉的声音：“丹尼尔，命令四、六小组马上进入A区。”
一直守在监控器前的局长帮办丹尼尔·约翰轻声应道：“明白。”他随即摁动了几下键钮，对着话筒呼道：“劳伦斯注意，‘老狼’命令你们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