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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龙绳文致完欢迎词，身穿黑色中式制服的中国领导人站起身，在热烈的掌声中缓缓走上讲台，用浓浓的四川乡音发表了热情而简短的演讲：他首先感谢侨胞们的热忱，随后扼要介绍了一下国内形势。当他讲到国家已经结束了十年动乱，正在努力建设民主与法制的共和国新秩序时，大厅里骤然掀起雷鸣般的掌声。他坦诚地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国民经济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甚至说还很落后，在当今世界一个民族要想不受欺辱，要想被人尊重，就必须发展和建立强大的现代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现在，全国人民为早日实现这四个现代化正同心同德，团结奋斗。他恳切地邀请海外侨胞们回祖国观光考察，投资献策，为中华民族的经济腾飞共展宏图。
500名华人代表用热烈的掌声回答了中国高级领导人的邀请。
罗新华始终站在紧靠贵宾席和讲台的左侧。从这个位置他可以一览无余地观察到宴会厅的每个角落。除了几名记者和身穿白色制服的侍者在席间穿梭，大厅内很少有人走动。在“1号首长”的演讲快结束时，他看见泰伯森从侧门走进来，穿过便道随两名年轻的女招待进入制作间。罗新华知道这位傲气凌人而又恪尽职守的特别执行小组组长一直在宴会厅四周走动，用他那双狼一样警觉的眼睛察看着每一处警戒、哨位和防暴设施。当掌声再次响起的时候，罗新华手中的无线电话也忽然发出轻弱的鸣叫。他心头一震，预感到这里他正急切等待的欧安娜的电话。果然，当他疾步退出宴会厅，打开通话开关时，耳边即刻响起一个熟悉的女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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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伯森经过实地考察，最终在宴会前一小时采纳了罗新华的建议，专门为中国领导人在希尔顿饭店侧门安排了一条进入宴会厅的通道。这样就避开了前厅拥挤的人群和狭窄的长廊。从此，凡有来希尔顿饭店的政府要人或外国首脑特工们都安排从这条通道出入。于是，这道原来僻静的侧门便成了专供贵宾使用的安全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两年后，也就是1981年3月30日下午，新就任美国总统仅70天的罗纳德·里根在希尔顿饭店吃罢午宴，由特工组长杰里·帕尔和一群随从护送沿这道安全门走出饭店。当他用职业演员特有的微笑向过道对面的人群招手时，却招来一阵枪声和子弹：一个叫欣克利的青年埋伏在马路旁的人群中，在两秒钟内发射了6颗“破坏者”子弹。第一颗击中了新闻秘书吉姆·布雷迪的脑门；第二颗打在了特级警官德拉亨蒂腰间；第三颗穿过了贴身特工蒂姆·麦卡锡的肚子；第四颗和第五颗射进了里根的胸膛，奇怪的是后两颗弹头都没有爆炸，而是深深地嵌进肋骨间，从而使第40届美国总统保住了性命。此案发生时，泰伯森已离开联邦安全局，正在得克萨斯州的牧场上同妻子照料一匹刚刚生下马驹的母马。当他从中断了正常广播的收音机里听到这则公告时，只对妻子淡淡一笑：“看来我为中国客人选择的这道安全门并不安全。”说罢，又埋下头精心擦洗着小马驹身上的污血。
但在1979年1月30日的晚上，当泰伯森站在希尔顿饭店宴会厅望着从容安详的中国领导人时，可没有丝毫轻松悠闲的感觉。此刻，他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象绷紧的弓弦处于一种高度的紧张状态。尽管为保护这位中国领导人他已采取了最先进和最严密的措施，但一种不安的预感仍像块巨石般时时压在他的心头。他总觉得在这只“迪姆虎”周围随时都会响起罪恶的枪声和爆炸声。自从证实凶残的托尼从自己手中逃脱后，他的这种不祥之感越发强烈。使他如此紧张不安的倒不是托尼，而是那个神秘的幕后操纵者，那个将声音进行特殊处理的打电话的人。他明白此人就在白宫，就在安全委员会里。他会是谁呢？泰伯森曾把今天早晨参加安全委员会碰头会的成员在脑子里细细筛选了一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白宫安全委员会主任迈克·奥克森伯格；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警察总署署长约翰·赫顿……这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巨大的权势，都闪耀着令人敬畏的光环。他不敢想象拥有这些神圣光环的人会策划一起血腥的暗杀阴谋。可他又找不到足够的理由否认发生的事实，说服自己不要对这些高官显贵们产生怀疑。如果这些人都像在会议桌旁或记者招待上表现的那样道貌岸然，正直忠诚，那怎么会有人打电话给托尼通风报信呢？自己刚刚进入格林住宅几分钟远在夏威夷的格林参议员怎么就会知道呢？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在自己身边，在安全委员会有人参与了“刺杀迪姆虎计划”。这样看来托尼的刺杀计划并不仅仅是美国革命共产党的一种极端行为和恐怖行动，很可能是由某些大人物操纵的一起政治阴谋。这使泰伯森想到因“水门事件”而垮台的尼克松在卡特就任总统第一天时说过的一句话：“不要相信你身边的任何人。”这个“任何人”里当然包括安全委员会中这群总统的高级幕僚。他也记起了基辛格的一句名言：“权力是世界上最好的春药。”长期服用这种“春药”如同吸毒一样会成瘾，会发狂，会使人贪婪成性，野心勃勃。即使是国防部长、国务卿、副总统这样的国家核心人物，为了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也往往会失却理智，干出一些极不光彩的事情。泰伯森明白，他现在就碰上了这种“极不光彩的事情”。他更明白，凭借自己的身份和力量很难查清躲在幕后的“牵线人”。如果不是总统任命他担任安全委员会的特别执行小组组长，全权负责中国领导人的安全，他根本不会过问或查询这件事。这种尔虞我诈，争权夺势的官场闹剧他见的太多了。但这次他不能回避，更不能退缩，他必须像一条忠心耿耿的猎狗一样警觉地嗅闻着，搜索着，一旦发现潜伏的猎物便毫不犹豫地扑上去，不管对手多么凶狠，多么巨大，也要紧紧咬住不松口，即使舍掉性命也在所不辞。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一名特工的职责和使命，也不仅仅是为了总统的利益和美利坚的荣誉，有很大因素他是为了自己，因为他很清楚，一旦这件“极不光彩的事件”发生了，他将成为这桩阴谋的第一个牺牲品。他可不想蒙受小弗兰克·威斯纳和哈罗德·霍尔德那样的耻辱——前者是肯尼迪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达拉斯事件”后莫名其妙朝自己脑袋开了一枪，全美国的人直到现在还相信他是畏罪自杀；后者是尼克松的“总统秘书长”，“水门事件”后被稀里糊涂关进监狱，至今下落不明。一想到这两个可怜的替罪羊，泰伯森心头不免升起几丝悲哀和凄楚，也许几天后同样的厄运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当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杀手托尼而是白宫安全委员会中的同僚时，这种不祥的预感就像黑色幽灵闯入他的脑海，使他焦虑不安的情绪又凭添了几多愤恨——一种对政治家、对同僚、对上司乃至对这个国家所有当权者的愤恨。他不时用尼克松对卡特的告诫提醒自己：“不要相信任何人。”
唯一使泰伯森感到欣慰的是他毕竟事先察觉了这股来自内部的威胁，从而使他能腾出手来对付从背后打来的冷枪，而不至于像头蠢驴一样懵懵懂懂跌下阴谋家的陷阱。这也使他从内心感激罗新华。他不知道这个中国特工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手段得到的这些情报，这家伙不仅掌握了托尼的“刺杀迪姆虎计划”和藏身之处，竟然还得到了有人向托尼通风报信的电话录音。显然，中国的情报机构早已在美国建立起秘密的谍报组织，也许在白宫或五角大楼就有他们的谍报人员。但他不想把这层包装纸捅破，因为现在他很需要这位中国特工的配合。他断定逃走的托尼绝不会放弃“刺杀迪姆虎计划”，也绝不会离开华盛顿，这一点托尼在那个“电话录音”中已讲得很明确。
果然，隆重的欢迎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