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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年前，“中国是否有真正的金融家”可能还是一个真的问题；但现在再对此表示怀疑，可能就有“不懂国情”之嫌了：中国至少已经具备催生民间金融家的土壤了——所谓民间金融家，其基本特征在于，资本来源为民间、运作方式市场化。
不能不考虑中国入世的影响。政府部门的精简，审批项目的删撤，且不说国际市场，国内市场的边界也在逐渐变大，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壁垒开始松动，政府挡不住外乡人来当地投资生产，越来越多的生意从中国做到欧美。市场的扩展使得信用变得愈发重要——河南的供货商无法确知是否可以放心地和新疆商号做生意，于是河南商人提出预付货款，或者新疆商号提前支付——谁能够承担更大的信用考察的时间成本，往往谁就能够从商战中最后胜出。类似的考验还有：谁能增加预付款的额度、谁能接收更长时间的延期付款、谁能在上市之前获得更多的过桥贷款以增强投资人的信心……
当僵化的国有银行对这一切反应迟钝时，民间金融家获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间。2005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内地企业形成了1000亿美元的海外应收账款。消极地看待这些占款，就是巨大的回收风险；换一个角度则发现其中蕴含着巨大的金融服务规模，商人们恐怕早已经通过信用证融资的方式从金融家手中获得周转的资金，否则这样大的占款，很多企业早就破产了。
同样不能不考虑的还有资本积累的阶段性效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经历了“关系资源”、“奇货可居”（短缺经济）两个阶段，拥有相应资源的人因此而快速地积累起了大量的原始资本，但随着市场经济特征的变迁，这些资本的所有者以往的优势资源在新的制度环境下不再能发挥继续获得超额利润的作用了，这些资本开始从“夕阳部门”退出，寻找新的方向，从而产生新的资本运作；另一方面，二战后的持续半个世纪的和平环境，使那些漂流海外的中国侨民有了稳定的资本积累环境，至少两代人的传承，一些海外资本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另外，由于近一两年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启动产生的庞大资金需求，以中资为主的海外资金出现了有规模的回流迹象。这些资金拥有者，一部分是海外的中资机构，一部分是原来以各种名义和手段从中国外流资金的拥有者，政府和舆论都警惕地称之为“热钱”，但硬币的另一面是“热钱”背后隐藏的职业金融家也出现在中国市场。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世界金融史上最著名的投资银行家摩根迅速崛起的年代。当时正是美国工业化进程最壮丽的时期，铁路、钢铁、能源等工业化龙头部门迅速发展；南北战争的结束使美国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市场；与此同时大批移民涌进美国，其中不乏带着大量伦敦资本的金融投资家。正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进程中，摩根和他所代表的金融投资家为美国一举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筹集了所需的巨额资金，并成为至今都是全球最主要的金融机构之一。
中国也正在经历如火如荼的工业化进程，各种相似特征仿佛都在说明，中国进入了同样可以产生“摩根”的时代。虽然无法找到确切的数据，但诸多迹象已经表明，由于不同的历史和制度原因，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几大民间金融家群落，他们各具特色，他们中间既可能诞生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摩根，也可能诞生投机成性的中国索罗斯，更有可能诞生巴菲特式中国的民间股王。谁会登上主流舞台，取决于政策和制度的导向。
中国的金融经济时代（2）
一、北京系
清华大学资本运作同学会的光辉前景
当MBA、EMBA以及一些专业知识培训机构在中国极度升温的时候，以这些学
员为主体构成的同学会、俱乐部也应运而生。在这种浪潮下，以清华大学资本运作第三期研修班为核心的同学会诞生了。本同学会以“共享？合作？发展”为主题，以“平等？自愿”为原则，以“人尽其才，各尽所能”为指导思想，力求发挥社会各行业的英才俊杰在资本运作方面的才能，体现本同学会在资本运作上的强劲竞争力。只要有各位同学的大力支持，本同学会一定能够在中国诸多的类似组织中脱颖而出、出类拔萃，逐步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崭新的经济力量，在中国资本市场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本同学会成员构成来看，清华大学资本运作同学会可以说是“强者俱乐部”。同学会中既有来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军工企业的人才，也有投资公司的老板、银行家……随着组织的完善，同学会将吸收更多有实力的人士加盟。因此，这里是精英荟萃的地方。同学会为各位参加者提供了最广阔、开放的沟通交流的平台，使各位同学能够在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实现便利、快捷的共享。
清华大学资本运作同学会的实力进行了粗略的评估，发现我们所拥有的资产
绝不亚于1200亿元这个数字！而且随着同学会影响的扩大，参加者增多，我们日积月累的资源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这将使我们在资本市场上的核心竞争能力锐不可当！因此，我们的同学会不仅仅为了维系友情，更是为各位同学打造一个“高价值”的关系网络。在这样的网络中，各位同学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和影响力，达到优势互补，实现“1＋1﹥2”的效益。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企业若想做大，实现新的利润，就必须通过资本运作的平台，来重新整合资源，促进企业健康的发展、扩张，实现阳光下的利润。例如东方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张宏伟从20年前的一个建筑包工头到目前个人资产已达数十亿，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标志性人物，海外新闻界称他是中国最富有、最具魅力的现代青年企业家；被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为中国民营投资业第一人，在国内企业界，他享有“资本猎人”的称号。他的投资口诀是：“资产运作是加法，资本运作是乘法”，被愈来愈多的企业人士奉为圭皋。因此，我们的同学会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加盟，为各位同学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
北京类似像清华大学资本运作同学会这样的民间组织起来的私募基金较多，而且实力雄厚，是未来影响中国资本市场重要的力量，很有可能中国的巴菲特和索罗斯式的人物就会出自这种性质的私募基金机构中。
二、上海系
上海一贯乐于自诩“金融中心”，然而真正的金融中心靠的是金融家的冒险精神和梦幻般的运作，所以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确曾因其为“冒险家的乐园”而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而21世纪的上海金融家却显得有些过于阳春白雪了。数以百计的外资金融机构受到业务扩张方面的严格管制（至少在2006年之前都会如此），因此，来到中国的只是他们的机构而非真正的金融家精神，加之他们获得政府信息资源有限，行事显得更加的谨慎。
中国的金融经济时代（3）
而另一方面，年轻些过分富于冒险精神的上海民间金融家却不如北京走得稳妥。“首富”*等纷纷涉案，连国有金融机构落马人物不少都来自上海：刘金宝、朱小华、张恩照等，似乎昭示着按照上海规则产生的“金融家”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容于整个体制体系。
不过情况似乎有些变化。郭广昌的复星集团已经持有一些银行股权并控股德邦证券。在2004年遭遇“宁波建龙”事件后，业内传闻同样打造产融一体化并依托并购迅速扩张的复星将成为“德隆第二”。但最终郭广昌和复星逃过宏观调控一劫——这是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如属实，上海的民间金融家也开始被有技巧地纳入体制中了。
三、温州系
温州民间金融的活跃众所周知。除了资本的规模以外，“合伙制”可能是温州金融家的最大创新，也是其在体制之外但仍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北京系还是上海系，金融家与体制的关系都显得十分关键，但是温州的“合伙制”金融运作使得金融家可以摆脱个人力量的限制，与体制相抗衡甚至影响体制。
这种合伙制如各种“标会”、“炒房团”也是其中的一种。最具规模的则是2004年6月，9家温州民营企业共同出资成立的首家中国民营财团——中瑞财团控股有限公司，经营无地域限制。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温州市政府还不知道财团开张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