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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是极大的冒犯。
我被捕的消息还产生了另一个主要影响：它使我避免了十几岁少年通常的外在叛逆表现。我发现，假如你表现得像个好孩子并且保持“理智”，更能达到目的。你可以一会儿表现出同情心，一会儿表现出懒散，一会儿表现出和善，在人们最不期待你那样表现，但你的表现又完全合理的时候，你可以控告某人，或者以暴力对付敌人，只是为了显示你能付诸行动。
“天堂”蒸发
在将近13个世纪奇迹般的共存后，一只凭空出现的黑天鹅把黎凡特这个地方从天堂变成了地狱。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内战，巴勒斯坦难民也加入穆斯林一方参战。战争很惨烈，因为战斗区就在市中心。这场冲突持续时间超过了15年。我不打算进行太细致的描述。这是一场血腥的战争，因为大部分战斗发生在居民区。炮火和强大武器的发明好像把刀剑时代仅仅只是紧张的形势变成了急剧升级、不可控制和针锋相对的战争。
除了物质上的毁坏（这实际上很容易修复，只需要几个有企图的承包商、受贿的政客和天真的债券持有人）之外，这场战争还打碎了3000年来使黎凡特继续作为知识进步中心的精致外壳。基督徒和犹太人自奥斯曼时代以来不断离开这一地区，他们迁到西方，改姓西方的姓，并融入当地的生活。他们的离去现在加速了。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数降到某个临界水平以下。随着战争的持续，大批人逃往大的中心城市。突然，这里形成了一片真空。人才流失很难扭转，昔日的优雅或许将永远不再。
历史与三重迷雾
历史是模糊的。你看到了结果，但看不到导致历史事件发生的幕后原因，也就是历史事件发生器。你对这类事件的把握有片面性，因为你看不到盒子里面是什么，整个机制是如何运行的。我所说的历史事件发生器与事件本身不同，就好像不可能通过看到神的行为读出神的思想一样。你很有可能弄错他们的意图。
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像你在餐馆餐桌上看到的食物与你在厨房看到的烹制过程之间的区别。（我有一次在餐馆吃饭时，看到厨房里跑出一只耗子。）
对待历史问题，人类思维会犯三个毛病，我称之为三重迷雾。它们是：
1。假想的理解，也就是人们都以为自己知道在一个超出他们认知的更为复杂（或更具随机性）的世界中正在发生什么。
2。反省的偏差，也就是我们只能在事后评价事物，就像只能从后视镜里看东西（历史在历史书中比在经验现实中显得更加清晰和有条理）。
3。高估事实性信息的价值，同时权威和饱学之士本身有缺陷，尤其是在他们进行分类的时候，也就是进行“柏拉图化”的时候。
没人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第一重迷雾就是我们以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比它实际上更加可理解、可解释、可预测。
大人们不断告诉我，这场战争只会持续“几天”，而实际上持续了近17年。他们似乎对他们的预测很有信心，有很多人坐在塞浦路斯、希腊、法国和其他地方的酒店房间或其他暂居地等待战争结束，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我的一位叔叔不断对我说，大约30年前，当巴勒斯坦富人逃到黎巴嫩时，他们认为这只是非常短暂的权宜之计（那些活下来的人在60年之后还在那里）。但当我问他我们那里的战争是不是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时，他回答说不会，当然不会。“这里是不同的，这里一直是不同的。”不知为什么，他似乎觉得在别人那里发现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这位中年背井离乡者对战争持续时间的盲目预测当时是一种通病。后来，当我决定扭转他对根的迷恋时（根的观念在他们人格中渗透得太深了），我研究了流亡文学，以避免落入磨人又费神的乡愁陷阱。似乎这些离乡者成了记忆中田园式家乡的囚徒，他们与其他记忆的囚徒坐在一起，谈论它，吃着他们的传统食物，背景是他们的民族音乐。他们不断在脑海中播放反事实，想象本来可能发生并避免这些历史性动荡的场景，比如“要是政府不是这么无能，我们本来还在家里的”，就好像这场历史动荡有一个具体的原因，而灾难本来可以通过消除这个具体原因而避免。于是我询问了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了解他们离乡期间的行为。几乎所有人的行为都是一样的。
巴黎和伦敦的伊朗难民在1978年逃离故土，却以为自己的离开只是短暂度假。二十多年过去之后，一些人还在等待返乡。许多1917年离乡的俄国人，比如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Nabokov）在柏林安定下来，或许就是为了返乡的便捷。
当然，在这些错误的预测和盲目的希望中，有一些愿望的成分，但也有知识的问题。黎巴嫩冲突的演变显然是不可预测的，但人们理解事件发展所用的推理显示出一个事实：几乎所有关心事态发展的人似乎都确信自己明白正在发生什么。每一天都发生着完全出乎他们预料的事情，但他们就是认识不到自己没有预测到这些事。很多发生过的事情本来应该被认为是完全疯狂的，但在事情发生之后，看上去就没那么疯狂。这种事后合理性在表面上降低了事件的稀有性，并使事件看上去具有可理解性。我后来在人们对商业成功和金融市场的理解中看到了完全一样的假想理解。
历史不会爬行，只会跳跃
后来，在整理关于如何理解随机事件的思路并回忆这些事时，我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那就是我们的头脑是非常了不起的解释机器，能够从几乎所有事物中分析出道理，能够对各种各样的现象罗列出各种解释，并且通常不能接受某件事是不可预测的想法。这些战时事件是不可解释的，但聪明的人们以为他们能够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在事后。而且，提供解释的人越聪明，解释越空洞。更令人担忧的是，所有这些解释看上去在逻辑上还是一致的。
于是，我在十几岁时离开了这个叫做黎巴嫩的地方，但我的许多亲戚和朋友仍在那里，我不断回去看他们，即使是在形势敌对的时候。战争并非持续不断，有时会被“永久性解决方案”打断。在困难时期，我更加有根的感觉，而且急于回去为对分离感到伤心的亲人朋友提供依靠。想到有人死去，我就无法在黎巴嫩以外的地方工作或读书，但矛盾的是，身在黎巴嫩时，我对事态反而没那么关心，而能够问心无愧地继续我在知识方面的兴趣。有趣的是，人们在战争期间非常频繁地聚会，对奢华的胃口甚至比以前更大，因此尽管有战争，我的这些回访却相当令人愉悦。
有几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人们怎么可能预测到几乎是宽容典范的人在一夜之间变成纯粹的暴徒？事情为什么那么突然？我起初想，或许黎巴嫩战争真是不可预测的，和其他冲突不一样，而黎凡特人是一个复杂得不可理解的群体。后来，我开始在头脑中回顾历史上所有的大事件。我逐渐认识到，它们的复杂性不是独有的。
黎凡特是一个大量制造出人意料的重大事件的地区。谁曾料到基督教会成为地中海盆地的统治宗教，后来又成为西方世界的统治宗教呢？罗马编年史家对这一时期的记录甚至没有包括这一事实，由于当时记载的空白，研究基督教历史的历史学家遭遇了不少阻碍。这种历史记载的不连续使得历史学家的工作很不容易：对过去最细致的研究也不能让你形成多少历史的思维，而只会让你产生了解历史的错觉。
历史和社会不会爬行，只会跳跃。它们从一个断层跃上另一个断层，中间只有很少的摇摆。而我们（以及历史学家）喜欢相信那些我们能够预测的小的逐步演变。
然后我突然想到（而且这一想法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我们只是一台巨大的回头看的机器，而且人类极为善于自我欺骗。每一年过去，都增强了我这一扭曲的认识。
关于历史的后视
历史事件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来考虑一下信息的性质：在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之前存在无数个事实，其中只有相当少的一部分会在后来你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中有帮助。因为你的记忆有限而且是被过滤的，所以你会倾向于记住那些事后看来与事实相符的信息，除非你不会忘记任何事情，从而不得不生活在不断积累的简单信息的重负下。
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