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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说：“我的观点是，开明专制！”
“开明、专制？好！好！好！”孙元起抚手称赞。
在1903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声音有两种：一个是维持现有体制，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年龄大、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旧式读书人，他们生长、生活在现有体制下数十年，对现有体制拥有深厚的感情，不愿意发生任何变动；另一个则是世界上比较流行的君主立宪，为大多数中青年旧式读书人、新式学堂学生所支持，随着时间发展，渐渐为大多数民众所接受。正如当时人所说：“今日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至于后来成为主流的革命派，在1903年至1908年间还属于恐怖主义组织范畴。
或许有些读者不满，中国怎么能不推翻满清统治呢？说是奴性也好，说是惯性也好，事实上就是如此，在二百六十年的统治下，满清皇室已经被国民普遍接受，而且比较受尊重。（就好比现在。）绝大多数国民对于皇室的存在，不能说鼎力支持，至少是不持反对态度的。所以此时君主立宪大行其道。
可是清皇室对于君主立宪并不热心，觉得新制度限制了满清贵族的太多特权，常常是走三步退两步，甚至是走三步退三步。使得国民逐渐失望，部分开始倾向革命。民众满怀希望、千呼百唤，清王朝的责任内阁拖了再拖，终于在1911年5月新鲜出炉。结果在内阁13人里，有满族贵族8人、蒙古贵族1人，居全国人口九成五的汉族只有4人入选。在满族贵族中，皇族又占了6人。史称“皇族内阁”。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不是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而是你历尽千辛万苦得到之后，发现那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至此，民众失望已极，彻底抛弃清皇室，开始向暴力革命快速转向。【wＷw。ＷＲsＨu。cＯm】
现在，梁启超能在大多数人还在维持现状、君主立宪两者之间徘徊的时候，想到时下天朝的基本制度“开明、专制”，怎能不让孙元起佩服称赞呢？
梁启超见到孙元起赞成，非常高兴：“我向在美华人华侨谈到这个体制时，很多人也是非常赞同。广而言之，所谓‘开明’，就是要积极引进欧美的先进事物，裁胥吏、编警察，建学堂、废科举，兴实业、办工厂，修铁路、挖煤矿，练新兵、造炮舰，等等等等！所谓的‘专制’，则是斥后保皇，让皇上能够总揽全局、乾纲独断，全国上下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
开始还点头赞许，等听到“斥后保皇”，孙元起就渐渐睁大眼睛、张大嘴巴：这个梁启超，以前不还是倾向革命的君主立宪派么，怎么现在还开起历史倒车啦？
话说梁启超这个人最没有主见，看到什么好，就想往上靠；等发现稍有问题，又痛加批评。说的好听叫见贤思齐，说不好听就是见异思迁。尤其是在这个纷纭多变的时代里，经常是三天一个思想、五天一个主义，让人无所适从。他自己也说：“保持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梁启超也是倒霉催的，没有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却非常喜欢玩政治。这也就算了，关键还点儿背，结果每次都是玩别人剩下的：和康有为搞维新变法，慈禧老奶奶要君主专制；大力提倡实行“开明专制”，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等他转而高唱宪政、投身立宪运动，结果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嗝屁着凉了。进入民国之后，梁启超依然衰运不改，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至技穷。最后只好乖乖躲进书斋，研究学问去了。
综观梁启超的政治生涯，就是八个字：朝令夕改，不识时务。
梁启超见孙元起这副表情，识趣地停止了话语。孙元起有些讷讷地解释道：“我还以为你说的‘开明专制’是开明政党的专制呢，没想到是开明君主的专制。”
梁启超眨眨眼睛：“让皇上组织一个政党，以皇上以党首，实行开明专制，不就都一样了么？”
“大不一样！”孙元起一边摇头一边说道，“所谓开明政党的专制，就是推翻君主统治、实现人人平等之后，成立一个由各个阶层精英人士构成的政党，通过党内推选的党魁，经过全国议会确认，担任元首，进而组建内阁。在军队国有、保障民权、允许其他政党参政议政的前提下，于任期内实行专制，以便于全国上下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
梁启超沉思良久，说了一句：“我觉得，中国还是需要皇帝的！”
卷四、骊歌一叠
七十六、江头未是风波恶
后世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一是把别人的钱财装进自己的口袋。
孙元起自忖没有短时间说服他人认同自己观点的本领。既然梁启超固执地认为中国需要皇帝，也不愿和他较劲，且由着他去。毕竟难得才见上一回，何必为此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呢？当然，梁启超也不是专程来找孙元起宣传自己“开明君主专制”思想的，犯不着为此抬杠。于是两人都退了一步，避开此话题，各自说些旅途见闻，倒也其乐融融。
梁启超找孙元起，除了朋友小聚外，还有就是托他捎些书信、物品到日本和国内。
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委托回乡熟人捎东西回去已经是惯例。早先是没有寄送包裹邮件的民用邮局，只能依靠这种人际关系。等清末有了邮局，大家的习惯一时半会儿还改不过来，老觉得交给邮局不放心，还是朋友亲手送达比较靠谱。而且邮局有这样那样的弊端，确实让人不放心，经历古今两种服务待遇的孙元起就有更多感慨：
首先，信件传递速度太慢，如果你从上海寄信到北京，然后再动身，保证你到了北京，信还没到；
其次，邮费太贵，最普通几页纸的信件也要二十文，要知道，孔乙己“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才不过九文大钱！如果超重，那就更不得了，光绪二十五年邮政总局制定的《大清邮政民局章程》明文规定，“若重十二两（即一磅也）应纳银六十四分（即六角四分也）”；
再次，大物件、运输不便的东西，邮局不收；
第四，贵重物品可千万不能交给邮局，丢件率太高；
第五，隐私的信件更不能用邮局寄，没准儿邮差比你先知道消息。信还没到你手上，留言已经到你耳朵里了；
……
梁启超要捎的东西，除了信件、物品之外，最多的是稿件。前文说过，他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每月发行两期，作为主编和最重要的撰稿人，每期怎么能少得了他的文章呢？这时候可没有QQ、电子邮件来传送，也没有使命必达的联邦快递。次日到达的飞机？现在莱特兄弟正在玩模型呢！
即便是在美国，如果想给日本寄稿件，也只能先交到邮局，邮局再交给海上来回漂的邮轮，邮轮靠岸再转给邮局，邮局分拣之后再依靠人力送达。既然如此麻烦，还不如直接找熟人捎去呢，省时省力又省钱！
见友人如此信任，孙元起自然满口应允。
一路无话。轮船在海上漂了近二十日，终于到达日本横滨。孙元起牢记嘱托，趁着靠岸休息的时间，下船把东西送到报馆。有心不带惹祸包刘斌，可同行没有一个会说日语的，又确实非常不便。只好勉强带上刘斌，路上不知警告了他多少遍，刘斌只好答应做回闷嘴葫芦。
到了报社所在的山下町152番，按了好久门铃，马君武才出来开门。见是孙元起送来梁启超的稿件，马君武大喜，连忙把师生二人让进屋里。
相比上次的喧嚣，屋里明显安静许多。坐了片刻，几乎没有听见任何人声。孙元起心中生疑：“君武，你们报馆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哪些学生呢？是不是朝廷的探子来过？”
马君武放下手中的茶杯：“您是问教育会的学生吧？他们有些回国了，没有回国的也准备到东北去，配合日军作战，所以散了。”
“去东北，配合日军作战？”孙元起惊讶到目瞪口呆。如果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搞个投票，选举最痛恨的国家，日本绝对名列榜首。——注意，是痛恨，不是讨厌，否则谁能与泡菜国争锋？——配合日军作战？那不就是汉奸么！
然而刘斌并无反常，马君武也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沙俄不是在庚子年强占了我东北么？在国际社会的干涉下，本来在今年应该退兵的，结果沙俄出尔反尔。据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