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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朝在起事早期宣称阶级斗争，为了论证自己暴力革命是政统，不惜把黄巢、张自忠、白彦虎这类双手染满鲜血的刽子手，从地狱里挖出来，涂脂抹粉后，捧上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神坛。
等太祖去世，太宗面对的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以及刚从孝宗处偷来的政权。为了论证自己是政统，则祭出“改革开放”这面大旗，用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到了江高宗，依然秉承上一代的思想，保8％成了政治任务。
然而人力或有穷时，经济也无百年之好，保8％任务日益艰巨，乃至不可完成，所以现在又开始念“和谐”“民生”的经，但道理是一样的。
除了政统，还有道统。道统是以读书人为承载，担当道德标准和精神价值。如果说政统代表的是政权，那么道统所代表的则是话语权。
尽管道统很多时候是虚的，但却有着广泛的号召力。所以周武王灭殷商之后，要释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闾、封比干之墓；汉高祖见了商山四皓，便熄灭了废立太子之心；一句“臣不能讼陛下，然自当有史官书之”，就能让宋太祖这个无赖害怕恐惧。
到了近代，这种道统演变成社会舆论，载体也变成了普通群众。但大多数时候，普通群众的价值观简单得可怕，在他们的世界里，所有人只分为两类：好人，坏人。好人会一直做好人，坏人则一直在做坏事。和好人作对的，就是坏人；和坏人作对的，就是好人。无论看戏、看书，还是看电影、看电视，好人、坏人必须加以脸谱化，否则大家就会犯嘀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坏不分啊？这种观点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连太祖这种伟人，都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的话语。
在普通国民眼里，孙元起在公德、私德上都没有任何缺憾；全国上百万学生读他编写的书，也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教育家，是个好人。现在革命党居然攻击他！
无端攻击好人，那革命党自然便是坏人啦。
过去十多年里，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举行一系列暗杀和武装起义，在广泛宣传革命的同时，也给国民留下暴虐的印象。如果再被国民贴上“坏人”的标签，他们在国内的影响力就会明显下降。要知道革命党人的骨干力量是青年学生和新练士兵，而孙元起最能有效地影响青年学生了！
政统好比夜壶，只要统治者想要，总能编造出一个来。但道统只在人心，播于众口，是编不出来的。遇到这种情况，同盟会的几个巨头只有加以正视，积极应对，而不能装鸵鸟。
“怎么应对？无非是去赔礼道歉嘛。”黄兴说道。
孙元起刚刚被人侮辱了一番，谁去都要做好吃闭门羹、坐冷板凳的准备，被骂个狗血淋头也是极有可能的。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谁愿意把脸伸出去让人抽打？所以客厅里一时间出现了冷场。
“还是我去吧！”孙中山自告奋勇。
刘揆一连忙阻拦：“中山先生，你是我们同盟会的总理，现在日本政府又不允许你公开出来，满清鞑子还时刻盯着，不好随便抛头露面。还是我去吧，大不了让他骂个痛快！”
孙中山摇摇头：“还是我去吧！毕竟在此之前我和他见过面，谈得还算愉快。况且我们都姓孙，五百年前是一家，他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嘛！”
同盟会作为此时海外第一大党，拥有数千名会员，基本的情报收集功能还是有的。想知道孙元起下榻在哪个旅馆，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半个多小时之后，略作乔装的孙中山来到旅馆，却见门上挂着牌子，用中、英、日三种语言写道：“请勿打扰！”
原来，日本广播公司的新闻一经播出，各个报社的记者就好比闻了腥的猫，纷纷上门要求采访。孙元起生病需要静养，莉莉丝又不懂日语，只好挂出“请勿打扰”的免战牌。
犹豫片刻，孙中山还是按响了门铃：“请问，孙百熙博士在么？”
孙中山混迹英、美多年，英语是极佳的。一口标准的伦敦腔，让闻声过来开门的莉莉丝没有峻拒，只是简单地答道：“他病了，不见客。”
孙中山此次乔装，是恢复他的老本行：医生。随身提着药箱，听莉莉丝这么一说，连忙取出听诊器：“哦，正好我是医生。”
“……好吧！”尽管早已请医生来看过，不过多让一位医生看看总没有坏处。莉莉丝就这么想着，把孙中山让进了屋里。
一进屋，孙中山就发现莉莉丝所言并非虚词：孙元起正昏昏沉沉地躺在榻榻米上，盖着厚厚的被子，头上还搁着冰袋。
莉莉丝低声嘱咐道：“医生，他吃完药刚刚入睡，你不要吵醒他。”
孙中山不禁暗道一声苦也：我来是想和他道歉的，他睡觉还不让吵醒，你倒让我如何是好？
一七九、南宫已借征诗客
孙中山怕时间久了莉莉丝生疑，便来到床前，掀开半拉被子，把听诊头贴近孙元起的胸腹，装模作样看起病来。
要说孙中山也算是医学科班出身，他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学习，和现在的医学院学生一样，在学校里呆了五年。1892年7月，他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并获当时港督威廉·罗便臣的亲自颁奖。
毕业后，孙中山曾在澳门、广州设馆行医。因为他每天定时义诊赠药，求医者纷至沓来，一时间居然门庭若市。如果按照这个轨迹走下去，没准儿岭南就多了一位杏林高手，百年后也能在地方志中留下一段几百字的生平简介。
然而脑袋后面长反骨的家伙，终究不会老老实实地吃医生这碗饭。在广州行医期间，他就经常和尤列、陈少白、杨鹤龄等人畅谈国事，追慕当年洪秀全的丰功伟绩，言语间肆无忌惮，被乡人目为“四大寇”。如果单纯耍耍嘴皮子，也无伤大雅。像北京的哥，个顶个都是牙尖嘴利的时事评论员，张口中南海，闭口奥巴马，又能如何？
人家孙中山牛逼就牛逼在这里，不仅敢说，还敢做。1894年，已经快三十岁的孙中山，依然满腔热血、年少轻狂，怀揣着《上李傅相书》，和陆皓东一起，从广东出发，远赴天津，求见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希望李中堂能够听取自己的改革建议。
这种情况，放在今天，就好比民办野鸡大学的毕业生来到北京市政府门口，要求和国务委员、市委书记谈谈如何进行政治改革。你说可能被接见么？现在不可能，清末就更不可能了。李鸿章再有空，也不至于蛋疼到接见一个“持三字帖，见一品官”的狂生。
自己满腔热忱，不远万里，献上锦囊妙计、救国良策，老贼居然不给面子，见都不见！孙中山觉得自己被渺视了，顿时失望与无助交集，羞愧共愤恨齐发。普通人遇到这个结果，无论是准备卧薪尝胆也好，准备东山再起也好，自然是先灰溜溜地回去。但伟人就是伟人，人家一怒之下，居然跑到美国檀香山，投身造反大业，图谋推翻现有政府！
孙中山眼下摆出一副非常专业的样子，四下摆弄着听诊器，不时闭目沉思。不知是发烧烧得神志不清，还是先前服用的药物有催眠、嗜睡的副作用，这一番折腾，居然没弄醒孙元起。这让孙中山颇为郁闷。
莉莉丝极关心丈夫的病情，在边上紧盯着孙中山的一举一动，仿佛想要从中窥探出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也不好有什么太出格的举动。几分钟后，他只好无奈地收起听诊器，掖好被子，离开病榻。
走到外间，莉莉丝便低声问道：“医生，我丈夫的病情如何？”
“咳……”孙中山有些汗颜。自从改行从事造反这个有前途的职业，他的医术已经荒废多年，凭着现在仅存的三脚猫功夫，哪里能看出病情如何？当下含混地答道，“只要按时服用先前的药方，应该没什么大碍。”
莉莉丝闻言甚是欣喜，忙从钱包中掏出一张十日元的纸币，递了过去：“谢谢医生！这是您的诊金。”
看着纸币上和气清麻吕的画像，孙中山大为尴尬，连忙解释道：“太太，您太见外了。我也姓孙，是百熙的远房哥哥，听闻他到了日本，所以过来看看。我们是兄弟，所以不用付诊金。”
上次在上海遇到两个人，便说是孙元起的远房哥哥；这回又有人自称是“远方哥哥”，莉莉丝倒没有多疑，只以为孙元起的远房哥哥比较多。见他确实不收诊金，莉莉丝便道：“要不您多坐一会儿？喝茶还是咖啡？”
孙中山巴不得多坐一会儿，闻言大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