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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勋躬身答道：“谢谢先生！”
李国秉张嘴想问什么。胡勋和曾广锡夹着他，飞也似的走了。
又过了一周多。孙元起他们的字典已经基本完工，现在要做的就是检查讹误。因为汉语拼音还没有推广，只是院子里的小学堂和几个学生在用，所以一本就够了。胡勋他们要的《汉语拼音方案》，次日孙元起便带给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兴趣学呢！
上完课，孙元起下意识地看了看胡勋、左功先他们。果然，他们站起来。孙元起点点头，走到门外的小路上等他们。
脚赶脚，那四个人跟了过来，躬身称了一声：“孙先生！”
孙元起问道：“你们看书遇到什么问题了？”
他们拿出书册，问了几个问题。孙元起当下一一为他们解答。
问完问题，孙元起以为没事了。依然是胡勋，躬身说道：“先生，学生斗胆有个不情之请。”
孙元起看着略有髭须的胡勋：“你且说。”
“先生的教材，学生借了来看。虽然大著煌煌，不容学生置喙。仅就我们四人粗见，却是极好的，且大为实用。学生本欲传抄，但一则时间太久，二则恐生错讹，三则流传不广。特恳请先生将此书付印，以嘉惠学林，定然功不唐捐！”说完，又鞠了一躬。
这半文半白的话，说得孙元起半懂不懂的，大致意思算是明白了，想请自己把这些书付印。于是答道：“付印自然是好的。但是我对如何印书，却全然不懂——你们的物理教材，是通过许大人印的，具体细节我不知道。而且这些书，恐怕没人读吧？”
确实，这些书都是新式教材啊什么的，销路恐怕不是不好，而是相当不好。
李国秉立马拍手叫道：“好极！只要孙先生同意印刷就行，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们吧！”
打发走这四位学生，字典也编好了。孙元起以为终于可以轻松几天了，想休息一段时间，趁机好好规划一下以后的生活。结果没轻松几天，就接到了来自欧洲和美洲的各种来信。
最先的那几封来信，让孙元起很是惊讶，因为它们来自英国。当看到其中有康格先生的儿子Thomas的来信时，孙元起大致猜到了为什么远在英伦也有人知道自己的通讯地址了。Thomas曾随着卢瑟福一起到北京拜访过自己，又随着卢瑟福跨过太平洋，对自己的了解应该是不亚于卢瑟福的。
打开信，信中先是对长久不写信的抱歉，并祝贺自己的伟大发现，紧接着又说明突然来信的缘由。嗯，那是因为卢瑟福在将小册子付印的时候寄给了他一本，随后这本书声名鹊起，于是他向剑桥的老师声称“很荣幸地”见过这位YorkJohnson教授。就这样，包括伟大的开尔文勋爵在内的一大批物理学家、化学家都“很希望”与远东的科学家通信，并探讨问题。然后，就有了这封来信。
果然，那几封信中有开尔文、J·J·汤姆逊等著名的学界大牛，信中多是讨论学术问题，一方面盛赞孙元起原子结构“假说”的伟大意义，另一方面也进行驳难，认为“电是连续性的”，所以电子不是粒子；“光是一种波”，而不是一种粒子。开尔文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其中也有部分是邀请，比如汤姆逊就邀请孙元起前往卡文迪许实验室作访问。
孙元起对于这些几十年后画像挂在全世界大学里面的牛人，素来充满景仰。满怀热忱地给他们写回信，回答他们的问题，婉拒他们的邀请。之后，把他们的来信与之前卢瑟福等人的函件收在一块儿，仔细地放好。再搁几十年，这可既是精神财富，又是物质财富啊。
紧接着，从美洲又来了一批信函。有卢瑟福的，他大致汇报了一下那本小册子的流行情况，同时交流了一些物理学方面的问题。信中提到，作为元素周期表最初发现人的门捷列夫，在看到小册子后撰文表示，“承认原子可以分解为电子，只会使事情复杂化”，还号召其他学者不要相信这本书。
来信也有《Science》杂志社寄来的样刊。孙元起那篇厚厚的论文给《Science》出了一个难题，不过《Science》不在意，因为它是周刊，编辑们直接把这篇论文作为杂志的一期，只是前面后编辑按语，后面有好几位物理学教授的书评，或者说是审查意见。在这些评论中，孙元起果然看到一段有趣的文字：
“……尽管YorkJohnson对于光电效应现象的观察是令人信服的，其解释也是成功的，但其物理理论完全站不住脚。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他在思辩中迷失了方向。所以，本篇论文只需要阅读第一部分即可。如果有谁按捺不住好奇与诱惑，他定然会在第三部分的实验中得到教训，因为这种在实验里遭受到的失败是可以预见的。当然，即便这篇篇幅浩大的论文只有第一部分可取，也不会丧失它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因为论文篇幅较大，所以这次的稿酬也特别丰厚，这足以让孙元起忘记所有的不快。
不知怎么回事，突然间，仿佛全世界人都知道了关于YorkJohnson的信息：他原先生活在美国，获得过耶鲁大学的物理学学位；现在在远东的中国从事研究工作，单位是IPRT；他写的论文，前一半是天使，后一半是魔鬼，所以读了他的论文，有一半人皈依了他，另一半人则发现了他的魔鬼本质，开始与他战斗；据说，他是个拖着辫子的中国人，还非常年轻……
从十一月底开始，几乎每周都能收到好几封来信。最初的时候，孙元起还兴趣盎然地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他们相互驳难；等如是几个周过去后，孙元起几乎被同样的问题折磨得快疯了，觉得整个生活都要被这群固执的经典物理学信徒所毁掉。被逼无奈之下，他只有把那些经常遇到的问题整理出来，挨个回答，然后发给《Nature》杂志——因为，更多的质疑是来自欧洲大陆，而欧洲大陆的科学家无疑是《Nautre》的直接阅读者。文章的最后，孙元起无奈地写到：
尊敬的先生们，如果你们还要询问以上这些问题，又或者对我进行毁谤与人身攻击的话，我将有权利拒绝回信。而且，我想，如果你们觉得我的理论或者猜想错误百出、荒诞不经，为什么不尝试着用实验或实证来推翻它们呢？毕竟，观点会错、理论会错，严谨而科学的实验结果不会出错。
现在，我正在对另外一些有趣的物理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这会花掉我一定的时间，所以不能及时给每一位来信者回信。如果你们把观点总结起来，写成论文寄给我，那将是我的荣幸。
孙元起在《Nature》上说得没错，他现在很忙，因为他如今把剽窃的目标圈定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上。在本来的历史中，1905年9月出版的德国《物理杂志》中，有一篇划时代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从此狭义相对论得以真正创立。该文的作者是时任瑞士专利局三级技术员的爱因斯坦。据说，这篇论文，来自于某天早上起床时的灵感，然后花了五六周的时间，论文就写成了。
孙元起在写《光电效应：从现象到本质》时已经感到，如果没有狭义相对论，很多表述都是缩手缩脚的，物理学的发展也将受到严重的局限。所以，“发现”狭义相对论的工作变得势在必行。但爱因斯坦是1896年进入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师范系学习的。此时，伟大的爱因斯坦还没有从大学里毕业。这个重任，只能落在了孙元起的肩膀上。
到了西历十二月二十日的时候，崇实中学开始放寒假。这样，孙元起有足够的时间来构思这篇论文。虽然说是“剽窃”，还是要花费不少时间来整合，因为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虽然在他1905年6月写成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中奠定，但还应包括同年9月写成的《物体的惯性同他所含的能量有关吗？》、1907年的《关于相对性原理和由此得出的结论》，以及1907到1908年爱因斯坦的老师、立陶宛出生的德国数学家闵可夫斯基对相对论的四维格式化，1905年考夫曼、1908年布雷勒的实验等。所以，整合工作还是很繁重的。
十八、千里闲门肯见寻
孙元起尽管很忙，但在1899年的圣诞节前，还是努力抽空拜访了丁韪良大人和康格公使。
丁韪良是一如既往的和蔼，也是一如既往的唠叨。见了孙元起，就抱怨他那么久不来探望自己，又对京师大学堂的管理发一通牢骚。在抱怨和牢骚中，孙元起感受到这位老人的慈祥和善良。老人极力挽留孙元起和他共进午餐。在告别时，还叮嘱以后一定要经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