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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入藏人数不过两千有奇，弹压藏人已甚支绌。今又同室操戈，一旦缓急有事，则藏地糜烂不可收拾！标下此番冒昧渎陈，实因军情火急求告无路，唯有哀恳问计于中堂，尚祈中堂大人海涵。
即颂大安！
标下驻藏陆军混成协第一标后营管带程凤翔谨禀
宣统三年十月初七日
孙元起看完不由惊讶出声：“什么，西藏发生叛乱！如此十万火急的事情，怎么信件现在才送过来？”根据信尾的日期推算一下，农历十月初七日是西历11月27日，现在是12月24日，也就是说，这封信足足周转了近一个月才到自己手上！
杨度解释道：“从桑昂曲宗到成都需要穿越整个康藏地区，其间山高林密、水急崖深，本来就交通不便，加上现在已经入冬，大雪封山，道路更加艰险难走，所以这封信在路上就走了二十多日，四天前才被送到总督府。当时百熙你为经世大学的事情正忙得焦头烂额，杨某就自作主张暂时扣押了几天。”
孙元起忍不住批评道：“皙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经世大学虽然也很重要，但对于国家来说终究只是锦上添花而已，如何能跟西藏事务相比？西藏事务关系国家根本，就是十个、一百个经世大学也比不上一个西藏重要啊！经世大学毁了还可以重建，西藏要是出了什么差池，可就万劫不复了！”
“百熙见教的是，这事杨某做得是有些鲁莽！”杨度起身朝孙元起深鞠一躬，随即又解释道：“当时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是这样考虑的：首先，经世大学的事情比较简单，很快就会水落石出；而西藏事务纷乱复杂，不仅牵扯到朝廷和地方，还涉及英国、俄国等列强，别说一两个月难见分晓，就是三五年都很难见到成效。其次，即便我们有心干涉，眼下也无能为力。因为现在康藏地区早已大雪封山，军旅根本无法通行，要想派兵只能等到明年冰雪融化。所以我便自作主张，暂时扣押了几天。”
孙元起反倒有些歉意：“皙子，是我鲁莽错怪你了！”
杨度不以为意摆了摆手：“终归是我鲁莽灭裂在先。”
章士钊看完信后问道：“真是奇怪！作为驻藏陆军管带，这程凤翔怎么写信给四川总督？他不该尽快向朝廷奏明情况吗？”
杨度笑道：“想来程凤翔也明白现今国内形势，知道朝廷自顾不暇，根本没有心思来管西藏的事情。奏折递到北京，要么得来几句无关痛痒的抚慰申饬，要么是让四川、陕甘相机派兵入藏平叛。与其绕一圈再来麻烦我们，还不如直接求到百熙头上，省时省力，还事半功倍！”
孙元起问：“皙子，你看这事该如何处理？”
看古代的小说戏文或影视作品，就会发现帝王将相在遇到难题时经常是问幕僚：“计将安出？”“这该如何是好？”“元方，你怎么看？”在日常工作中，领导、经理在开会的时候，也经常摆出一副深沉的模样：“大家是怎么看的？”“你们有什么意见？”相信每当此时，很多人都会情不自禁想道：作为主角，你敢不敢再霸气一点？不说主角光环一步十计、神机妙算，至少你也要隔三差五自己拿个主意吧！干嘛什么事情都要问问别人怎么看？
仔细深究就可以发现，这不是白痴无能，更多的是一个官场学问，也是一种领导艺术。
首先，当领导要有城府。有话要藏在肚里，宁可想着说，不要抢着说。别问题一出来就跟竹筒倒豆子似的，“哗啦啦”把自己想法全都一股脑说出来，显得你很粗浅。所以当你可以随心所欲说话的时候，你要让自己少说、别人多说。
其次，当领导要永远正确。“领导永远正确”是官场规则第一条，如果你觉得领导说错了，请回头参见第一条。据传当年高宗视察江西，巡抚吴公侍游南昌大桥。大桥刚刚落成，两端还没来得及装饰雕塑。高宗信口问道：“两端雕塑呢？”
吴抚台以赣方言答道：“冇！”
高宗大笑：“猫好啊！太宗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便是好猫。’你们用猫做雕塑，足见充分领会白猫理论，解放思想敢于创新！”
于是南昌大桥两头就有了黑白二猫。
这就是领导永远正确，说错了也是正确的，而且还要认真贯彻落实下去。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第一个人提出的建议再好，总会有些漏洞或错误；提出的建议再差劲，也有可取之处。后面人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步形成一个可行的方案。领导只有在最后提出方案或者拍板，才能尽可能减少错误。如果在出谋划策的时候，领导率先抛出了自己的方案，谁会冒着干犯天威的危险说出自己的想法？毕竟否定领导的提案，就是变相质疑领导的能力；否定领导的正确，就是变相质疑领导的权威。
第三，当领导贵在能断，而非多谋。成语有“房谋杜断”，可见“断”至少和“谋”至少同等重要。但在实际生活中，“断”却远比“谋”重要。人谁无谋？吃饱了躺在床上，谁不能想出几个发财的点子、编出几个绝妙的故事？然而有勇气去做下去、写出来的人能有几个？
尤其在帝王将相身边，往往有一大群谋士，面对同一个问题他们能想出十几种乃至几十种解决方法，比如袁绍在官渡对战曹操之时，胜则王侯，败则草寇，一步踏错就万劫不复。在这个时候，你是力排众议独持偏见，还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古往今来多谋如张良、诸葛亮、王猛、房玄龄、刘伯温，都只是一代雄主身边的辅弼之臣，而不能自立门户。只有能断而且善断的豪杰，才能择善而从，成就霸业。
久而久之，帝王将相口中的“众位先生，有何高见”，就变成了类似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一样的套话。
杨度摇着折扇思索片刻，然后答道：“依杨某看来，解决西藏叛乱有上、中、下三策。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两大宗教领袖之一，在卫藏、安多、康巴藏区享有重大影响和崇高声誉。去年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与驻藏大臣联豫发生龃龉，愤而出走印度，在藏区引起极大的震动。这也是此次西藏贵族、僧侣谋叛，根源也正在此。
“事情发生后，俄国公使廓索维慈曾照会大清外务部，声称俄国150万佛教徒尊崇达赖，愿中国和平解决此事。当时英属印度总督明托（又译作闵陀、明多）也曾表态支持达赖。所以上策就是请大人致电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及英属印度总督哈丁，表示愿意迎接达赖归藏安辑士民。如此既可以结好达赖、哈丁，又可以抚绥西藏、平定骚乱，只见其利，未见其害。”
孙元起却断然拒绝：“绝对不能迎回土登嘉措！我在北京时曾仔细读过宣统以来西藏邸钞，发现土登嘉措与英、俄两国皆有勾结，并大肆购买军火，明显动机不纯。一旦中原有事，他必然会在英、俄支持下谋求自立。去年他出逃，就曾多次声言去印度是为了寻求英国帮助，以击退中国在藏区的势力，恢复当年达赖五世的地位。
“为什么他要恢复到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那时候的地位？因为如今西藏政务却是由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管理，受达赖与驻藏大臣的直接领导，但驻藏大臣有单独奏事权，达赖却没有。如此一来，西藏就处于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之下。而达赖五世的时候，藏区处于政教合一的噶丹颇章王朝，达赖喇嘛是独立王国的最高政教领袖。由此可见土登嘉措的野心！
“去年他出逃印度，我觉得朝廷处理的非常好！顺治十年（1653），大清定鼎北京的第一位皇帝册封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为‘达赖喇嘛’。宣统二年（1910），再由清朝定鼎北京的最后一位皇帝革去达赖喇嘛十三世土登嘉措的名号。真可谓善始善终！我们又何苦作茧自缚，再把他从印度请回来？”
杨度接着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不妨勒马康藏，对西藏叛乱静观其变。有利可图则挥兵入藏，无利可图则置身事外。如此一来，未见其害，也未见其利，是为中策。”
孙元起对这条计策也不满意，直接问道：“那下策呢？”
杨度合上纸扇，身体微微前倾：“下策就是等到来年天暖冰雪消融，挥师入藏荡平叛乱。”
孙元起有些奇怪：“皙子，为什么说这是下策？”
杨度道：“西藏道路艰险，气候高寒，物产匮乏。如果派兵入藏，人少则于事无补，人多则粮秣难以为继。一年中只有半年可以往来，其余时候都是大雪封山，音讯不通。前车之鉴就是两年前入藏的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