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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变迁，陕西、河南一带逐渐衰落，政治中心挪到了遥远的幽燕之地，而经济中心则向长江中下游转移。四川与湖北、江苏等地联系越来越紧密，礁石密布的三峡水道以及崎岖婉转的山间小路都渐渐无法满足实际需求，这就迫切需要修建一条更便捷的东下之路。在火车、铁路大行其道的二十世纪初，开始有人提出了“川汉铁路”这个设想。
顾名思义，川汉铁路就是从四川成都到湖北汉口。但在修建的时候却分为两段：四川段从成都到宜昌，湖北段则从宜昌到汉口。1904年1月，四川总督锡良奏准设立“官办川汉铁路公司”，开始筹划修建川汉铁路四川段。1905年7月，公司改官绅合办。1907年3月再改为商办，正式名称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1909年12月10日川汉铁路四川段在宜昌府正式开工。
保路运动争夺的路权也就是川汉铁路的四川段，其实刚刚动工不久，通车还遥遥无期。川汉铁路在此时更像是“概念股”。
孙元起听到蒲殿俊提及川汉铁路问题，大度地摆摆手：“既然川汉铁路已经改由商办，那从今以后政府不再插手，也不再提什么‘干路国有’，你们只管去修好了！修好了也有你们全权经营，政府绝不多加干涉！”
倒不是孙元起不懂“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而是严重怀疑眼皮大肚皮小的四川士绅根本没本事啃下这条川汉铁路！
早在入川之前，孙元起就在地图上比划过川汉铁路的走向，心中暗暗惊讶：这基本上等于后来的成渝铁路、渝万城际铁路、宜万铁路等三条线路的总和！川汉铁路四川段是前两段，但中学历史课本上明明白白写着，成渝铁路于1952年修成通车。为此，太祖爷还亲笔题词：“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难道四川士绅还能逆天不成？
杨度又补充道：“刚才蒲议长已说过，清廷覆亡在即，共和政府指日可待，我家大人初临四川，决定与民更始，各项苛捐杂税一体戒绝，并蠲免四川军民明年全部赋税，后年减半征收，第三年才全额征收。以前修建川汉铁路是通过‘田亩加赋’的办法筹集资金，现在既然改由商办，而且清理捐税，那么就烦请该公司自行解决股本问题，不得再以官府名义强行摊派，违者严惩不贷！”
川汉铁路四川段近1000公里，修建需要大量资金。此前是通过“田亩加赋”向四川人民强行摊派费用，全川7000万人无论贫富贵贱，人人都是川汉铁路的“原始股民”。杨度这招“清理捐税”，对于本来就亏空300万两白银的川汉铁路公司无异于釜底抽薪。
二八一、恶竹应须斩万竿（下）
果然，蒲殿俊、罗纶二人听罢脸色大变。
蒲殿俊急忙说道：“大人，蜀中四面环山，自古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谚语。尤其是东下，长江水道夏季冰雪消融，江水暴涨，滂沱横溢，行舟每有倾覆漂没之险；冬日冰雪封山，江水枯竭，礁石露出，行舟又有触礁毁船之虞。而陆路则需要翻越大巴山，道路崎岖险峻，难以输运重物。修建川汉铁路乃是大势所趋。
“铁路修通之后，不仅可以使得以后出川不再受制，而且加强四川与湖北乃至湘、赣、苏、皖等地的交流，乃是大有益于巴蜀民众的好事情。孙逸仙先生在宣扬革命精神时候，也经常讲到以后国家官员上自总统、下至职员，都要以忠于国，为众服务。大人初临四川，万众翘首，正当除旧布新，为百姓谋福祉。当此之时，不妨以兴办川汉铁路为施政后第一件要事，让川中士绅百姓感受大人惠民爱民之心！”
杨度微微一笑：“蒲议长，我家大人已经说过，川汉铁路既已改由商办，以后政府不再插手。如果我家大人在把兴办川汉铁路作为施政后第一件事，那这条铁路究竟是商办？官办？还是官绅合办？”
“……”这种关乎川汉铁路公司根本的问题，蒲殿俊自然无法回答。
杨度又道：“如蒲议长刚才所言，既然此事大有益于川中士绅百姓，想来他们必定踊跃参股，又何必以官府名义强行摊派呢？”
蒲殿俊苦笑道：“想来皙子先生应该读过《史记》中《商君列传》一篇吧？所谓‘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这几句商鞅劝说秦孝公的名言，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川中百姓不愿主动参股的根本原因。”
蒲殿俊说的大体没错，虽然川中士绅积极推动修建巴蜀铁路是为了谋求私利，但在客观上却真的大有益于巴蜀民众，只是这种好处是长期的、隐形的。或许对于一辈子都难得走出一次县城的普通平头百姓来说，顶多就是洋火、煤油这些舶来品种类更多些、价格更低些。相比之下，每年在田赋外另外加收的捐税却是非常直接和显而易见的。所以对于小农意识强烈的百姓来说，他们根本不愿意参股什么川汉铁路。在他们心目中，川汉铁路和种地的没有半毛钱关系。
杨度却道：“圣人有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既然川中百姓不愿主动参股，那么各地各级咨议局就应当积极劝说晓谕，使他们知道修建川汉铁路的重大意义，而不是直接强行加派。现在已经是民主开明的新社会，风气日新，民智渐开，相信各位士绅只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想来川中百姓还是会主动参股的！”
蒲殿俊、罗纶二人的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孙元起又问尹昌衡、张培爵道：“硕权、列五，你们二位今天到访，不知有何指教？”
尹昌衡先答道：“回禀总督大人，我四川省陆军小学堂遵照清廷光绪三十一年（1905）颁布的《陆军小学堂章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成都北校场创立。每年招收一百名15岁～18岁青年入学，学制三年，毕业后升入南京或西安陆军中学。清廷本欲借此培养忠君尚武的各级官兵，不意最后却成为革命的策源地。此次保路运动兴起，我陆军小学堂学员与有力焉！
“如今清廷覆亡指日可待，陆军小学堂尚有第四、五期学员尚未毕业，如果继续开办，以后毕业学生将升到何处学习？学堂所需弹药粮饷、人员开支是否仍由总督府照旧拨付？如果停办的话，那么未毕业学员将如何遣散？标下不敢自专，特来请教大人该如何处置。”
尹昌衡是川人中少有的高个子，看上去满脸斯文气。但在真实历史中，他却是个敢于把末任四川总督赵尔丰开刀问斩的猛人。赵尔丰虽然在应对保路运动上有些过错，但他在处理滇、藏两省边务上是做出丰功伟绩的，尹昌衡一半为了自己立威、一半为了平息成都民愤而将赵尔丰斩首于明远楼，却是有些过分了！——当然，孙元起历史没学好，不知道面前这位圆脸的高个子和张文祥一样，是个敢于杀总督的猛人，否则他一定会浑身发毛、避之不及吧！
话音刚落，张培爵也跟着说道：“我重庆府中学堂（现重庆市第七中学校）早在数年前就积极发展革命党人，策划革命活动，乃是革命胚胎之地，全校师生无不心向共和。武昌举义成功之后，人人欢呼雀跃。然而闻说满清如今依然盘踞中原、华北一带负隅顽抗，纷纷想要弃笔从戎，用‘铁’和‘血’洗涤华夏腥膻。所以委派张某前来向总督大人请愿，希望能允许学生参军，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尽自己一份心力！”
孙元起和杨度、章士钊等人相视一笑：这可真巧，刚想瞌睡就有人送上枕头！
孙元起道：“革命尚未成功，还需要无数青年军人继续努力，所以陆军小学堂要接着办下去。重庆府中学堂的学子要参军，我们也十二万分的欢迎。”
杨度马上接口道：“就在前不久，大人还和我等商议准备在四川再成立一个混成协，现在尹总办和张学监就说到陆军小学堂、重庆府中学堂两所学校的事情。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既然如此，大人，不如我们就以两所学校在校学生为主，现在就着手编练这个混成协吧？”
孙元起转头问两人道：“硕权、列五，你们二位意下如何？”
两人都欢喜不尽：“任凭大人吩咐！”
杨度又道：“大人，硕权贤弟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又担任陆军小学堂总办，能力、资历具备。列五贤弟毕业于成都高等学堂理科优级师范科，曾创办成都列五中学，现任重庆府中学堂学监，也是从教有年。如今我们刚到四川，正缺乏这样娴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