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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兴办教育时，孙元起比较注重高精尖人才的培养，比如原子物理、电子技术等。他后来逐渐发现，高精尖学科的发展虽然可以以点带面，逐步提升中国的科研水平，但科研水平的发展对于工业水平的提升促进并不大，更多时候工业水平的落后会限制科技水平的提高。所以他在担任湖北提学使之后，开始有意识地加强工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先后建立了湖北高等工业学堂、水木工业学校等技术类院校，开办一大批诸如车辆工程、金属材料加工、工业设计、冶金工程、采矿工程、兵工技术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技术类专业，有力缓解了汉阳铁厂、北平铁厂、中华工业机械公司等企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湖北高等工业学堂、水木工业学校等院校培养的学生连近在咫尺的湖北、京师、直隶都满足不了，哪有余力来援助川、陕、甘三省？
孙元起记得两句古训：磨刀不误砍柴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所以尽管心里着急筹建工厂，而且不远的将来甚至会面临资金短缺，他还是决定先抽几天整顿一下四川的高等教育格局。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清末民初的高等教育不能等同于现在的高等教育。那时候教育水平相对低下，教育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剿袭日本，所谓的“高等学堂”、“高等学校”只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或中专。——当然，现在日本的高中还叫“高等学校”。——那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仅有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等寥寥几所而已。
即便教学内容仅仅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水平，在此刻的四川也没有几所。
就孙元起所知，现在四川的最高学府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四川中西学堂、尊经书院、锦江书院合并而成的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现四川大学前身），其次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立的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接下来是所谓的“五大专门学堂”，即四川法政学堂（1905）、四川通省农政学堂（1906，现四川农业大学前身）、四川藏文学堂（1906）、四川高等工业学堂（1908）、四川存古学堂（1910），此外还有四川高等巡警学堂（1909）、四川武备学堂（1902）等。这些学校一起构成了清末四川高等教育的主要阵容。虽然水平不高，但门类齐全。
对于如何整顿学校，孙元起在湖北时已经实战过一次，可谓行家里手。此次以总督之威驾轻车就熟路，更是得心应手。
首先，他对学校里面的老师进行裁汰，不合格的一律清退遣散，有空缺则由经世大学毕业生前来补齐；
其次对学生进行甄别，根据实际水平重新划定年级；
第三，根据各个学校的特色，重新设置专业、安排课时、选择教材，其中高等工业学堂更是调整的重中之重；
第四，把位于成都城内的通省师范学堂、法政学堂、高等工业学堂等学校全部迁到城外新划定的高教园区；
第五，把高等巡警学堂、武备学堂、陆军小学堂等军事性质的院校合并成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孙元起自任校长，一方面招收中学生入学教育，一方面对军队中的各级军官展开培训；
……
经过整顿，整个四川的高等教育局面顿时焕然一新。如果不是手里资金有限，孙元起甚至准备对基础教育下手，在川、陕、甘普及推广五年义务教育。不过他已经预谋在三年以后，也就是一战爆发那一年，那时候自己也该赚得盘满钵满了，就把这个理想付诸实践。
忙忙碌碌中，时间进入了崭新的1912年。在所谓的民国元年开始，南北局势却因为大总统的职位之争而变得剑拔弩张。作为实力派和中间派，孙元起更是两方积极拉拢的对象。在新年的头十天里，他这个北方内阁的学务大臣、南方政府的教育总长，至少分别接到二十封电报催他赶快前来就职，仿佛都在用这种方法逼孙元起表态。
而孙元起在完成整顿学校之后，也已经把出川之行摆上了案头。
二八四、夜发清溪向三峡
是的，孙元起要出川，因为外面有一大堆事情需要他亲自解决。
比如要和莉莉丝、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等海内外人士晤谈，给川、陕、甘等地区制定一个可行的工农业发展长短期计划。
再比如要跟孙中山、袁世凯等巨头磋商，讨论自己治下三省的地位问题，并履行教育总长职责。——从去年三月底到现在不足一年工夫，孙元起从清水衙门的侍郎一跃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实力派，甚至可以与纵横清末民初二十年的大枭雄袁世凯平辈论交。世间遭遇之奇幻难测，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孙元起此次着急出川原因还不在此，因为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把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的总部迁到国内！
1907年，孙元起借出访瑞典领奖之机，在英国伦敦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欧洲分会，之后，美洲分会、日本分会也相继成立。但由于清末局势所限，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国内一直没有什么动静。然而中国科学研究水平总体比较落后，研究院所布局非常不合理，科研工作者缺乏系统的协作配合，这些都迫切需要一个全国性的科学技术学会进行组织和领导。
孙元起虽然是南方的教育总长、北方的学务大臣，但就其所管范围，则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长加科技部长。如果再考虑到孙元起手里的地盘，完全可以认为他是分管科教文卫体的副总理。现在他完全有实力保证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总部迁回国内后的安全，也有能力对全国的科研布局进行调整，根据国家需要设立一系列科研机构。
粗略结束手头的事务，又大致拟定未来两三个月的工作计划，孙元起便找来杨度、章士钊、沈翔云、蒋志清等人，吐露自己出川之意。本来以为杨度会率先提出反对意见，没想到他却大点起头：“现今天下风起云涌，群雄逐鹿，百熙确实不能一直安居巴蜀，是应该到南京、上海、北京等地走走，去近距离看看各处的风云变幻！”
孙中山在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除了以公元1912年为民国元年，还把江宁府改称南京府，定为中华民国国都。南京在历史上曾被叫做金陵、秣陵、建康、江宁、应天等，但被称为“南京”还是在有明一朝。很显然，孙中山是想通过改名来体现自己“反清复明”的意图，期望革命就像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当初名叫集庆，朱元璋改叫应天）一样，以后可以北伐成功，彻底“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取得汉族复兴的伟大胜利！
杨度摇着扇子继续说道：“而且昨天畅卿（杨永泰）刚好发来电报，说预备立宪公会改组新中国党的工作已经大致完成，想在上海召开一次成立大会，你这个党首自然不能缺席。此外，据说光复会党首章太炎（章炳麟）对兴中会一系把持同盟会的局面十分不满，有意携部分同仁脱离同盟会，与我新中国党在议会中提携共进，具体事宜也需要你出面和他详谈！”
章士钊则有些担心：“皙子兄，大人真的必须要出川么？自光绪、宣统以来，暗杀之风盛行，诸如徐锡麟之刺安徽巡抚恩铭、吴越之刺出洋五大臣的事件不胜枚举。去年军兴之后更是甚嚣尘上，两任广州将军（孚琪、凤山）死于革命党之手，吴绶卿在众军环绕之下也被贼人取去首级。古人有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而徼幸。’大人现在手握四协之兵、三省之地，有崤函之固、巴蜀之饶，完全可以坐视天下成败，何苦要自履险地？”
杨度摇摇头：“所谓‘富贵险中求’，想要得到收益，自然得有所付出，从来天上没有平白无故掉馅饼的道理。更何况百熙此行并没有太大风险？”
沈翔云奇道：“皙子先生，怎么能说没有风险呢？现在袁慰亭、孙逸仙二人南北对峙，可谓势均力敌。袁慰亭得到我们的地盘，就可以轻取孙逸仙；孙逸仙得到我们的地盘，则可以殄灭袁慰亭。他们可都对我们手中的地盘垂涎欲滴！”
杨度微微颌首：“不错！我们现在是举足轻重、动关大局，偏袒谁谁就可以占据上风。正因为如此，百熙此行才没有太大风险。为什么呢？因为孙逸仙、袁慰亭都想极力拉拢百熙，不能留给对方任何一点抹黑的机会，所以他们双方都会极力加以保护，怎么可能会发生危险贻人口实呢？”
蒋志清道：“皙子先生所言极是，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掉以轻心。在蒋某看来，不患敌人有所准备，而患自己没有防备。所以此次先生出川，一定要带足卫队！”